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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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歷史，可以發現，在19世紀中葉，也就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之時，西方強國尚未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荷蘭國力已經下降；法國在遠東立足未穩；德國尚未統一；俄國在克里米亞敗於英法；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傾向於不對外擴張領土、擺脫海外殖民地的“小英國主義”。美國則有內戰以及戰後重建的問題，所以西方列強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準備妥當。在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時期之前，也沒有這方面的迫切需要。此時的中國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並不十分險惡，也有與日本一樣同肩並進、一同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由於當時的中國存在著種種內在缺陷和陰差陽錯（天朝觀念和“法祖宗之法”的傳統對吸取外來思想文化的束縛；太平天國、捻軍、回教之亂對國力的削弱；絕大多數滿漢官員的顢頇保守；甚至當年道光皇帝擇儲的失誤），一拖再拖，最後於這種機會失之交臂。而日本的維新派及時地抓住時機，選擇了決定性的出路——倒幕。於是日本“衝出了最危險的關口”。歷史沿著另一條道路發展下去了。

中國程式：李鴻章佈局（1）

在清廷決定組建兩洋新式水師之後，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開始走上了比較正規的歷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開近代化歷程的，卻是南洋水師。其原因就在於南洋水師有兩個強力的支持者和領導者：沈葆楨和丁日昌。此時的南洋不僅近代艦船較多，而且率先實現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應辦事宜十六條》。《海防應辦事宜十六條》內容為：1。　海防會辦應閱歷深厚，精通海防；2。　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宜選深諳外海水師之大員統領，延請熟諳水師之西員會同操練；3。　請調李成謀去閩臺總統水師，先將船政輪船練成一軍；4。　船政局經費必須保證；5。　船政局輪船當預儲管理人才；6。　江防僅長龍、舢板不能御外侮，宜輔以淺水輪船及水雷；7。　日本廢琉球，我此時海防未備周齊，只能予以譴責，俟我防務沛然，再興問罪之師；8。　對日需俟其先發，分投牽制；9。　日本即便二三年不犯臺灣，也必北圖朝鮮，我須預作準備；10。　朝鮮須與泰西各國立約，以防日本併吞；11。　英、美、法、德中宜聯絡一國，與之獨親獨厚，使緩急可為我用；12。　請速購鐵甲船、水雷，並整頓營制、餉制、行政、用人；13。　籌辦海防，須整頓吏治，團結民心；14。　嚴整軍隊賣缺；15。　沈葆楨宜來金陵、上海兩處；16。　健康好轉，再上北京。若不能愈，也隨時接受朝廷查詢。但由於沈葆楨於1879年即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離職，南洋水師失去了領導人物，北洋水師卻由於李鴻章位高權重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旋即超過南洋，成為了清朝的國家海軍。

恭親王、李鴻章等強調先行建設北洋水師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聯軍攻擊大沽炮臺，並進而攻破京津的教訓。而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英、法等七國軍艦雲集天津、煙臺一帶威懾，更令清廷統治者記憶猶新。李鴻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後，利用職權和其統轄的淮軍系統，將山東、奉天各地海防權力統歸於己手，使得北洋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責、權、利的統一，而這種優越條件是沈葆楨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設一支近代海軍，首要的事情是要選擇好海軍統帥。李鴻章選擇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為太平軍程學啟的部下，後隨程部投降了曾國藩。1862年，程部轉歸李鴻章隸屬，丁隨即歸屬淮軍體系。其在鎮壓太平天國、進剿捻軍中作戰勇猛，屢立戰功，因而為李鴻章所賞識。然而丁為人喑弱，對近代海軍一無所知。李鴻章當年組建淮軍時，手下能幹將吏原本就甚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鴻章建議大膽起用船政學堂的學生統領海軍，但李最終選擇他的根本因素還是為了更好地控制海軍。這實際上給後來北洋海軍內部的紛爭和最終的悲劇埋下了第一個伏筆。

建設近代海軍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裝備的保障。

除了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建船政局已經自行開工建造了數十艘舊式炮艦外，李鴻章為加強北洋海防建設，先後調撥“操江”、“湄雲”、“鎮海”、“泰安”4艘入駐北洋，成為北洋海軍最早的海上機動打擊力量。但李鴻章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經驗和自造艦船確實成本大大超過外購，質量也確有缺欠，因而過於偏重外購艦船。在他的推動和恭親王等人的支援下，中國近代史上開始了首次大規模外購軍艦。

最先進入北洋序列的是四艘“鎮”字號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