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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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要組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來保護之，兩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別！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嚴禁商民下海通蕃，此為海禁之始，已經和平崛起的中國海權，於此如遭嚴霜。後來的史實證明，海上民間貿易再也沒有達到過宋元時期的高峰。

為什麼明朝立國初年要實行海禁呢？這要從遠因說到近因。

從遠因上看，朱元璋是一個推崇漢宋儒學的粗人，他把重農思想發揮到極致，流風所及，明清兩朝雖有盛大海外貿易的聲勢，卻錯過了重商主義的洗禮。儒學有先秦、漢宋的分野，先秦儒學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雖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張思想家的獨立性，不必與工農生產相結合，所以他的學生要學習耕稼，他是不贊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別人嘲笑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然。在孔子看來，農業並沒有高出於別的行業的神聖性，不過是百業之一而已。但到了漢代，要實現穩定，先須人民樂土，儒學中便有了“農為本商為末”的思想。由漢至宋的儒學，爭端多多，但在這一點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後的理學家往往就是佔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農為神聖的，而以商為奸鄙之事，以工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勢，韃虜雖已被驅逐，但人口消耗殆盡，百業凋零。要恢復，必須禁止人民自行流竄，讓他們樂土。那時由於山西夾於太行、呂梁兩山之間，戰事不大，人口損耗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幾無人煙，於是才有洪洞大槐樹下大舉遷民之策。而對沿海，朱元璋也實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邊海住民依靠土地與近海過安寧的漁耕生活，不要去冒險做與蕃國的貿易。可以說，一個“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歷史上最尊孔的皇帝，但他不瞭解孔子，以為朱熹解說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漢宋儒學的“收斂性”發展到極端地步。

中國海權歷史的脈絡（3）

可是在同期和稍後的歐洲卻是另一種情況，歐洲流行的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把金銀視為唯一的財富，聚斂唯恐不多。英國學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當於中國清朝初年，他總結此前200年流行的重商主義，在《政治算術》一書中在論及國家之富裕時寫道：“不是一般財富的充裕，而是金、銀和珠寶的富足。金、銀、珠寶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變質，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財富。然而酒品、穀物、鳥肉、獸肉之類的東西儘管很多，它們卻只是一時一地的財富。”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各國政府無不鼓勵本國商人發展海外貿易，為本國賺回更多的金、銀、珠寶。為此必然引起對海上霸權的爭奪，以致海戰不斷。荷蘭人開發了近代歐洲的航海業，曾有一時期壟斷海上航線，其他國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並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權，在1588年的加萊海戰中，英國海軍擊垮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從此，英國人攫走了海權，壟斷了貿易。重商主義的極端化，導致了法國一些有識之士出來，如魁奈、杜爾閣等人，主張財富皆從土地上來，唯農業才創造價值。這就是“重農學派”。

歐洲經歷了一番重商主義洗禮，中國則相反，自從先秦“農商並重”迄於漢代“重農抑商”，2000年就是一個“重農主義”大行其道，對內陸商人尚且百般鄙損，對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價。不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兩個朝代的執政者們都是這樣的。

從近因看，忽必烈曾幾次徵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幫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軍不能上岸，檣傾楫摧，人員葬身魚腹，島國日本只是虛驚一場。同期的中國卻經歷了空前的民族大戰，人民塗炭，軍隊疲憊。日本原來“跑單幫”的海盜，此時已經形成幾個龐大的組織，不斷滋擾中國沿海各港口。明初，這種滋擾達於極甚。日本海盜船常結隊而來，肆無忌憚。日本海盜個個赤身露體，僅穿犢鼻，把大刀舞得風車一般圓，不惜性命，登岸奔衝而來。沿海之住民，往往數十百中國人也不敢抵抗，望風而逃。日本海盜佔領沿海州縣，肆行掠奪，燒殺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縣長官也沒有辦法，只好攜眷棄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沒有相應的軍力保護商民。有鑑於此，朱元璋下令實行海禁，不許商民與蕃人來往，阻斷日本人的來路。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厭惡，從那時就開始了，“倭寇”的稱呼也普遍流行起來。明朝政府的對內嚴對外寬，對於邊海的倭患，一直採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斂性措施，不肯秣馬厲兵，壓滅其氣焰，以致在幾百年後中日海權對決中，中國處於下風。

於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