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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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陸權國家屢屢敗在海權國家手下。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後的歐洲更是突飛猛進。到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戰艦開始使用蒸汽機為動力，以鐵甲和鑄鐵套筒炮為裝備，海軍技術發生革命。

世間一切事至此終於變成冰火兩重天，環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歷史不容假設。細細追溯，中國的海權歷史自有其清晰的脈絡。

兩千多年前，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不是隱修士，他要浮過海去，並非要找一座蓬萊仙山，修身養性，他要到那裡貫徹自己的主張（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類社會的，自己腳下的一片土地，只不過是被海水隔開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後，一個大舉動就是派徐福率船隊走向海洋。此舉雖據說是為了尋找長生不死之藥草，但也未嘗沒有發現新陸地的作用，就如後來哥倫布，本是去尋找黃金的，卻發現了一個不為歐洲人所知的新大陸。

但是中國真正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始於唐代中期。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發生安史之亂，其後，自漢代開始興盛了幾百年的陸上絲綢之路大受滋擾，時或中斷，這樣一來中國與中亞、西亞的貿易只好轉移到海上，興起了海上絲綢之路。儘管民間已自發地走出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但王朝政策沒有跟上，所以一直讓海權處於自發的狀態。

海上絲綢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時期。這個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陸上絲綢之路幾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時期，阿拉伯半島上正興起一個大帝國，史稱薩拉森帝國，中國古書上稱之為“大食國”。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食國是個商人帝國。那些阿拉伯商人過去是走陸路來到中國的，北方的戰爭使他們折向東南方向，走出了一條海路，到達福建泉州（舊稱刺桐）。當時的泉州已是一個現成的港口，從航線上看，以泉州作為始發港的國際航線就有六條主線：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齊、婆、渤泥（即今南亞一帶），三是往波斯灣，四是往東非沿岸諸國，五是往菲律賓諸島，六是往高麗、日本。通商國家與地區達90多個。

中國海權歷史的脈絡（2）

發達的航線促成了發達的造船業。宋元之時，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業基地之一，在這些航線上行駛著中國的“高檣大船”，也行使著外國的“島夷蕃舶”，擁有如此發達的海上貿易，中國政府要控制海權簡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個講究典章禮儀的文明朝代，從沒打算透過壟斷這些航線發展強大的海軍以侵略他國。宋以下的中華民族各朝各代，雖對內嚴，但對外一直實行寬赦政策，即使有霸權的機會與實力，也不去霸權。是文明？是坐失良機？這是中華民族的千年難題。

讓民間自由地分享海權，政府僅從貿易中取得稅收，中國曆來所理解的海權，不過這麼一點點。唐中葉以後，中國政府的通商政策越來越明確，即保護與鼓勵。唐文宗時，政府對外國商人“任其往來通流，自為貿易，不得重加率稅”；並詔令地方官對蕃客要當賓客對待，“常加存問”。由於中國儒學的寬容，對外國商人到中國後所持宗教信仰從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後來的猶太商人，在中國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開封，感到很自由，於是大量地定居下來，與當地人通婚，繁衍子孫。因為不干涉，他們幾代人下來，反而自己忘掉了原來的信仰，甚至放棄相傳數代的經商職業，也順著科舉取士的階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諸帝以苛酷著稱，對外國商人卻是寬赦的。明成祖永樂年間，已經實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國朝貢船隻夾帶胡椒，與民交易。市舶司請徵其稅，成祖的批覆卻是：“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大體。不聽。”第二年，又有琉球國遣使貢物，回去的時候船上夾帶瓷器，被查出來，法當逮問。奏摺到了成祖那裡，成祖批覆：“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之，此不足罪。”這是相繼兩年發生的事，可以推想當時這樣的事是很多的。

中國對海權歷來持一種和平的態度。它使海權處於自發狀態，自己僅從海上貿易的繁榮中取得稅收而已，而這些稅收又大部分轉化為市舶管理的費用。元代對外國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個字：“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曆來政府對海權的理解，沒有一點霸權的味道。由於有這樣的政策，所以中國做了1000年海上國際貿易的中心，居然沒有因之與鄰國發生戰爭。“往來互市，各從所欲”這其中滲透著中國人古典海權的智慧。遙想同時期的歐洲，商人們的“漢撒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