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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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用工業得到迅速發展。

1872年，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1875年5月，直隸和臺灣試辦煤礦，後來臺灣基隆煤礦成效顯著，年產量達到54000噸，它是中國第一座近代化煤礦。1890年，為了抵制洋鐵進口，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1893年全部竣工，該廠裝置先進，擁有10個工廠，3000多工人，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出口到美日等國。1879年9月18日，天津成立了電報總局，1884年電報總局遷往上海，1878年3月，以天津為中心，仿效西方，試辦郵政，這是中國近代郵政之始。1881年，中國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唐胥鐵路竣工。1885年中法戰爭後，洋務派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到1895年為止，全國仍陸續修建了360餘公里的鐵路。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1880年，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1882年，廣州開始有了自來水，稍後，武昌、上海也相繼辦起了自來水廠。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總督府安裝了第一臺發電機，開始了中國電燈取代油燈的時代。

中國海權歷史的脈絡（5）

洋務運動支撐中國建立了近代海軍和近代陸軍。如果沒有洋務運動提供的軍事裝備，左宗棠是無法規復新疆的，中日戰爭也會提前10年在朝鮮爆發。

如果按照當時的趨勢發展下去，在東亞將沒有日本的海權戰略優勢。於是，日本坐立不安。甲午之戰前數年，日本國內“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鮮，發動一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其理由就是鑑於中國不斷更新裝備，如北洋艦隊的成軍、海防要塞的興建等，擔心“三年後中國必強”；而“文治派’則因財力匱乏“萬難冒昧”，不願意輕易冒險。到了1894年，主戰派認為形勢急迫，“拖延時日使彼穩固基礎，非為得策”；再加上這一年為西太后六十大壽。中國朝廷正忙於“萬壽慶典”，機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見趨於一致，故決心挑起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然而，它在制訂作戰計劃時，卻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艦隊視為自己取得制海權的最大威脅，提出了幾種不同的作戰方案，甚至考慮到一旦海戰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軍固守本土的問題。從上面日本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可知，他們對洋務運動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款白銀二萬萬兩。這一筆總數2億3000萬兩白銀的鉅款，相當於當時中國年財政收入的3倍（甲午戰爭之前清朝的年收入是6000萬兩白銀），日本年收入的倍。此後，日本將90％的賠款發展軍需工業，建立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體系。1896年伊藤博文內閣制定10年擴軍計劃，40％的經費直接來於中國的賠款，為日本進一步侵華打好了基礎。從1894年到1903年末，日本各種公司數目從3067家激增到9247家，資本總額從億日元增加到億日元。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外相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只有8000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3億5000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

中國則財政枯竭，經濟崩潰，為支付賠款不得不增加稅收，並向西方列強借債度日。歷史開始向中國展開圖窮匕現的殘酷一面。

千年四戰：兩個國家的恩怨與宿命（1）

中日曆史上已經發生過四次戰爭，這些戰爭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區域衝突，每一次戰爭都是大規模和結構性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在維護和創造東北亞的體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戰爭是中日關係中的一種宿命和常態。

千年宿敵、四次戰爭

在源於西方的現代國際體系擴充套件到亞洲和中國之前，中國歷史中有一個永恆的主題——華夷關係。華夷關係是位於歐亞大陸東端，自近代社會之前在地理位置上處於相對封閉的華夏文明，如何處理與其周邊民族和文明的一種歷史制度。華夷制度作為進入現代國際體系之前的中華文明處理其外部關係的制度，自有獨特之處：

一、華夷關係是等級制的，中國處於核心地位；

二、華夷關係是本質上和平的，當事各方按華夷關係各盡其職時，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證；

三、華夷關係內中國的文明程度、國力規模和經濟實力均遠高於周邊國家；

四、華夷關係在歷史上比近現代的西方殖民主義和全球帝國主義更友好地對待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