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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邊國家。
因此在華夷關係制度下，中國周邊所有的國家，如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泰國、尼泊爾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國周邊的統治者，都與中國循華夷關係而保持著一種本質上和平的關係。而世界歷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於歐亞大陸中部歐亞大草原的蠻族遊牧民族，同樣是華夷制度所處理的另一個核心問題；華夷制度下中華文明以儘可能和平的方式與歷史上的遊牧民族交往，而當遊牧民族的擴張侵入中華文明的底線則開始強力反彈，一方面大規模用兵擊敗遊牧民族，另一方面卻適可而止，始終未將中華民族變成以戰爭和征服為文明目標的戰爭民族。
中華民族之偉大的關鍵歷史因素之一就在於這種本質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卻能在必要時大規模使用武力恢復和創造秩序的華夷制度，而且華夷制度的內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極大，歷史上數度非漢族的統治者入主中原後，同樣運用華夷制度去規範與周邊其他民族的關係，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範例。而日本，卻始終是歷史上中國對外關係也就是華夷制度中的一個異數。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總要形成不同的種群、佔據特殊的空間位置，然後與其他種群和物種發生各種關係。生態學一般認為物種之間的相互關係儘管千變萬化，但總體上可分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同樣要服從這些生態學的客觀限制，所以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主要表現為捕食、競爭、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競爭和捕食所導致的人類戰爭狀態，在歷史上始終是人類社會和國家演變的最大動力，而合作和互助，卻是人類理性生存的目標，也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
並存於亞洲大陸東部，卻因為海洋隔離而各自據有不同生存空間的中國和日本，其關係並不像華夏農業民族和西北方歐亞草原地帶裡的遊牧民族間關係那樣，從一開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競爭因而引發大規模的戰爭。與中國歷史上中華民族已經成功地對抗和融合過的遊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純粹的農業和漁業文明，而且由於海洋的地理隔離作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與亞洲大陸大河流域內的華夏文明發生直接和大規模的衝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環境、資源和麵積均有限，而經年位於自然界各種災害威脅下的客觀環境，以及外部中國大陸文明所達到的輝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終有一種東亞大陸情結，即想走出日本諸島，到更廣大的東亞大陸去生存。這樣，日本和亞洲大陸上的周邊國家關係中，就始終存在著一種超出普通國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內在衝突張力。所以在本質上，日本無法與東亞各國和平共處，除非一個東亞大地域和平體系能成功地將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納入其內，而歷史上這個體系已經存在過，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朝貢體系，其另一個名稱就是中國的華夷體系。
歷史上中國已經數度成功構建了跨越整個東亞乃至周邊區域的天朝禮治體系，但日本始終未能被完全納入其內，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礙功能，使中國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樣在其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再嘗試衝出日本群島到亞洲大陸建立更龐大的封建帝國秩序，以取代中國在亞洲固有的秩序。這樣中日兩國在近2000年的相互交往歷史過程中，始終未能明確與對方的位次和力量對比關係，並透過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貢體系或盟約加以穩定，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歷史就是至今為止兩大文明區域相互衝突和構建亞洲體系的歷史，因此中日關係在長時段內是非體系化和缺乏內在穩定的，這其中明顯的例子是中日千年歷史上的四次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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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戰：兩個國家的恩怨與宿命（2）
日本與亞洲大陸的地理關係，始終牽涉到朝鮮半島，這是因為朝鮮半島是亞洲大陸中最接近日本群島的大陸地塊，日本想與東亞大陸發展各種聯絡，在人類技術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須透過朝鮮半島。正因為如此，朝鮮半島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實上與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緣和社會方面的聯絡，另一方面，朝鮮半島除了自身與中國的中原和北部區域有密切關係外，又同時構成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歷史上，沒有單純的中日關係，而只有中日朝三邊互動關係，這一點，在中日之間的戰爭關係上表現得尤其清晰。
中日關係2000年，體系內的關係是朝貢關係，日本一度與中國、朝鮮半島形成東亞體系，這時期亞洲，乃至中日關係是和平和諧的，而當日本企圖從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外自立體系，形成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