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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將軍稱，哈爾濱的中國公民已熱情贊同“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為這一目的，他們已在張景惠將軍的領導下彙集起來。（《時代》，1931年10月12日）
封面中國 第六章（13）
日本從一開始就否認裕仁天皇和日本內閣與轟炸錦州軍事行動的直接關係，但世界媒體對此表示懷疑：
在東京，日本的官員們繼續聲稱，天皇、內閣和軍事大臣南沒有下達射擊和轟炸的命令，本莊繁將軍和他的日本軍隊在滿洲繼續進行的行動，“由他們負責”。
這一託詞讓歷來與日本關係友好的倫敦《泰晤士報》也感到不可信。“如果承認在瀋陽的日本軍隊是自行其是，那麼，難道他們還將繼續自行其是，不管東京的有效監督，直到中國人投降或者大爆發？”（《時代》，1931年10月19日）
幾十年後，比克斯在《真相》一書中則證實了裕仁天皇與轟炸的關係。他寫道：
一個星期後，天皇再次預設了他的軍官們進一步擴大行動。他批准了對位於京奉鐵路沿線的錦州的空襲，因為這是“中國主權在滿洲的最後的殘餘”。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城市空襲。奈良在他的10月9日的日記中描述道：
“二宮治重（參謀本部）次長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張學良在錦州附近重新集結部隊，事件擴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話，餘可同意事件擴大……次長說將向參謀總長彙報，建議總長近期參見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勵鼓舞，二宮馬上下令起草報告，論證轟炸錦州的必要性。參謀本部作戰課也明確注意到其後天皇說到轟炸屬“當時形勢下的當然之舉”。（《真相》，第168頁）
把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建立一個傀儡——“偽滿洲國”政權，裕仁天皇也完全知情。1931年11月6日，外相幣原喜重郎向天皇報告說：“外務省已經決定放棄只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轉向支援……傀儡政權。”無疑，正是在天皇、軍界、外務省共同合作下，“滿洲國”在東北醞釀成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負責處理外交糾紛的日本外相幣原，一時間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他的表態，關注他的處理緊急事務的方式、風格，乃至待人接物和家世傳承，寄希望於中日衝突能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因此，《時代》在1931年10月12日出版的這一期刊物，封面人物不是陸軍大臣南將軍，也不是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而是幣原外相。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報道日本策劃的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立“滿洲國”的行動時，將之與美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當年鼓動巴拿馬獨立，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一事進行比較，並預測幣原是否會是“日本的羅斯福”：
“日本的羅斯福”在中國本土，上週從滿洲傳來的分離訊息被認為是日本製造的一連串謠言。被本莊繁將軍趕出瀋陽的張學良元帥，正在療養但仍在發燒，他在北平的醫院病房裡宣稱：“中國永遠不會承認明顯是由日本扶植成立的滿洲分離政權。”
在南京、廣州、上海，義憤填膺的中國人，把滿洲與巴拿馬聯絡起來。他們說，當特奧多·羅斯福總統需要哥倫比亞的一部分領土。以開通巴拿馬地峽時，就發起了一場分離運動。結果，巴拿馬被分離出來。羅斯福總統立即承認其為一個新的、有主權的國家。巴拿馬也立即同意美國修建巴拿馬運河。如果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誰又能阻止它隨後和日本合併呢？中國的愛國者憂心忡忡，關注著日本的羅斯福。他會不會是日本著名的幣原外相呢？（《時代》，1931年10月19日）
把幣原稱為“日本的羅斯福”，還在於《時代》認為他與西奧多·羅斯福有相像之處：“矮小、敦實、果斷。厚厚的鏡片後面，閃爍著銳利目光。他長著大鬍子，喜歡大笑，與羅斯福頗為相像……”
按照當年的報道，幣原以及外務省屬於日本內閣裡的“鴿派”。《時代》報道說，“幣原以主張和平而著稱”，曾頂著軍方壓力，於1928年8月27日促成日本成為《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的簽約國。該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要點是條約簽署國宣告放棄把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承諾透過和平方式解決所有爭端，在日本被稱為“不戰條約”。可是，條約的簽訂並沒有阻止日本軍隊大舉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步伐。於是，“主張和平”的幣原，“九·一八事變”後的職責之一是向全世界掩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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