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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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方案馬太阿諾德所言的那種追求優雅與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張之洞憎恨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兇暴、激烈和粗陋。於是，在康有為及其雅各賓主義處於最後關頭時，張之洞便捨棄他們，折了回去我曾經親自出席過張之洞總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議事會，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問題。當時康有為正以皇帝的名義大肆頒發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場景，因為這是總督第一次準我參加他心腹幕僚的內部會議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樓頂召開。總督非常激動。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複著：不得了！不得了！我們的會議沒有做出任何決議或許比我的反駁更為有力的證據，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冊子，就是外國人所知的題為學習（Learn），或更確切地應譯為教育之必要的書（即《勸學篇》）。外國人認為此書證明了張之洞贊成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其實大謬不然。這本著名的書，是在我們於武昌棉紡廠召開那次議事會之後立即寫出來的——它是張之洞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也是他的自辯書。該書告誡他的追隨者和中國所有文人學士，要反對康有為的改良方法”

第15節，

辜鴻銘的這本書發表於宣統二年（1910），由於用英文寫作，為吸引外國讀者而較多藝術筆法，似有形象的誇張。而他在同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張文襄幕府紀聞》中亦有相同的說法：

“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誤會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此張文襄《勸學篇》之所由作也。嗚呼，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

辜鴻銘（1856…1928），名湯生，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光緒八年（1882）回中國，十一年入張之洞幕，為洋文案。後又兼任自強學堂講習。從辜鴻銘的記錄中可以看出，張之洞為寫《勸學篇》，特召其入“心腹幕僚的內部會議”。他是一個知情者。而協助張之洞完成此書的主要幕僚，似為梁鼎芬、錢恂、辜鴻銘等人。5米5花5書5庫5&nbsp；www。7mihua。com

張之洞《勸學篇》當然是其奉行已久的政治主張的宣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也是他倡導的文化觀。然選擇在這一時機寫作並大力發行，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康有為學說的。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言中指出：

“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此語正有所指。兩年後，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張之洞寫信給新任浙江按察使世傑，隨信贈送其《勸學篇》。在由其幕僚起草的信件中，張之洞在《勸學篇》的內容上親筆修改，特錄於下，下加重點號者為張之洞親筆：

“附上拙作《勸學篇》□部，此書成於戊戌之春。其時因末流波靡，邪說紛出，大有犯上作亂之憂，又以迂謬書生，食古不化，亦將有神州陸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見，冀杜橫風，而棄迂說。乃未及數月而康黨逆為亂階，馴致今年，而拳匪又開巨釁，各執一偏之謬論，遂致大局之幾危，不幸言中，可為浩嘆。”

張之洞稱其作《勸學篇》主旨有二：其一是針對康有為的“邪說”；其二是針對保守派的“迂說”，並認為義和團（“拳匪”）及利用義和團的保守官員屬“迂說”。兩派皆“各執一偏之謬論”。這是少見的張之洞對《勸學篇》主旨的說明。而到了張之洞的晚年，其《抱冰堂弟子記》中亦稱：

“自乙未後，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闢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有人以此書進呈，奉旨頒行天下。秋間果有鉅變。”

此中的“僉壬”即指康有為，“邪說”即指“康學”。檢視張之洞的《勸學篇》，其針對康有為的內容主要是兩項：其一是批評從今文經、《公羊傳》中引申出來的“康學”，即新學偽經、孔子改制等內容。其二是批評“民權”。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並沒有直接道明，而是作《同心》、《教忠》、《正權》等諸篇以進行“正面闡述”。若將《勸學篇》中的非康言論一一摘錄並加以評論，將會是篇幅很大的文章，此處似無必要去細論；但在當時許多“反康”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