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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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御史謂臣仇視通達時務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為而言。蓋康有為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即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為眾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僥倖，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觀聽。即臣寓所，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為人，概予謝絕。嗣又在臣省會館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為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為之所由來也。比者飭令入對，即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及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觖望。因臣在總署，有堂屬之分，亟思中傷，捏造浮辭，諷言官彈劾，勢所不免今康有為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問，若非罷斥驅逐回籍，將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事；長住京邸，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係非淺。”

許應騤的回奏，指摘康有為的品德，要求光緒帝驅康。若按當時的官規，光緒帝也應當對康進行追究，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陳慶年日記中的“奏文略”是編者所加，即“略”去了許應騤奏摺的內容。這說明張之洞幕中人士僅在二十天後就看到了許的回奏，也知道了光緒帝明顯袒護康的處理方式。陳在日記中對此雖未作評論，但似乎為許未被康攻倒而暗暗感到慶幸。當時批責康有為的許應騤奏摺和文悌奏摺，在張之洞幕中廣為流傳，以至在戊戌政變之前，梁鼎芬等人就將之刊刻，廣為散發。

從陳慶年日記可以清楚地看出，張之洞幕中人士經常非議康有為的人品與學術，任何反對康有為的做法都得到了讚許，也看不到保守派對變法運動的阻撓。由此似可說明，陳慶年以及他所屬的張之洞陣營已將康有為當作自己最重要的敵人。還需要說明的是，陳慶年本人還是主張變法的。戊戌政變後，他與時在張之洞幕中幫辦《正學報》陳衍相見談論，八月十七日（10月2日）日記中稱：

陳衍言“康以變法執朝政，思抑太后以便己，其罪至大。餘言康宜誅，法宜變，惟不能如康之浸欲變本，且漫無次序。宜入告我皇太后、皇上，不可因噎廢食也。惜無入言之者，為之太息。”

陳慶年所盼求的，是一場沒有康有為的變法。從日記來看，陳慶年的思想在當時算不上深刻，也沒有具體的變法方案或政治設計，但始終與張之洞保持政治思想與學術理念上的一致。

第14節，三、《勸學篇》與《正學報》

三、《勸學篇》與《正學報》

對於康有為學說的傳播與影響擴大，張之洞也有主動的行動。這就是他主持撰寫的《勸學篇》和準備開辦的報刊《正學報》。陳慶年日記繼續提供了許多內情。

《勸學篇》毫無疑問，《勸學篇》是張之洞幕中多人參預的著作，同樣毫無疑問的是，該書反映的是張之洞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該書寫於光緒二十四年春。查陳慶年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記：

“南皮師近著《勸學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遊學，曰設學，曰學制，曰廣講，曰閱報，曰變法，曰變科舉，曰農工商學，曰兵學，曰礦學，曰鐵路，曰會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唸劬處見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寫定，故未借來。”

“念劬”，奏調湖北分省補用知府錢恂，張之洞的親信幕僚。由此可見，該書篇目已全，“原稿尚未寫定”，說明寫作工作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閏三月初九日（4月27日），陳慶年又記：

“晤梁節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決，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見。然則南皮師入京以後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勸學篇》即發寫樣石印，聞多派寫官。擬於十日內印成。餘從節庵處取來一閱，二更始畢。其說犁然當於人心。為之大快。”

“徐中堂奏上，上意未決”等語，即張之洞奉旨入京一事（後將詳述），然該書至此已經寫畢，正準備刊刻印行，以隨同張之洞帶往北京。

然陳慶年畢竟處於張幕的外圍，對該書的寫作背景及內幕知之不多。而此時進入張之洞幕僚核心層的辜鴻銘，在其後來的英文著作《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談及《勸學篇》的寫作目的：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要扮演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已然脫離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