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八千女鬼亂明朝

第12部分 (第2/4頁)

再與東林書院有瓜葛。

顧憲成則不改初衷，獨力支撐，一年一度的東林大會也照舊進行。

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例行的京察（考察京官政績）之年。是時，儘管有東林黨人首輔葉向高主持其事，希圖化解紛爭，澄清吏治，但萬曆皇帝仍聽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詞，對東林官員實行打壓。這次京察之後，邪黨成員趁勢而上，紛紛佔據要津，朝局愈加惡濁。

這時參加東林聚會的人數也呈現銳減之勢，僅“二三真正如蒼然隆冬之松柏”者而已。次年，顧憲成抱恨去世，享年62歲。留有著作《小心齋札記》、《還經錄》、《證性篇》、《東林商語》等。

明代計程車風，也就是廷臣的節操與風氣，到嘉靖初年還都比較正。經過嘉靖一朝的烏煙瘴氣，士風開始大壞。官員們徇私舞弊、道德淪喪，居然都不以為恥了。

就在東林黨崛起的過程中，一批品質汙濁的官員也紛紛結成“黨”，時人往往以他們的籍貫名之。比如，宣黨——首領為湯賓尹（宣城人）；昆黨——領袖為顧天峻（崑山人）；齊黨——有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等人；楚黨——有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等人；浙黨——有姚宗文、劉廷元、沈一貫、方從哲等人。其中以浙黨的勢力最盛，沈、方二人曾任內閣首輔。而齊、楚、浙三黨又以科道官員（監察官員）為主。

。　想看書來

東林黨可不是好對付的（3）

這些“黨”雖然彼此之間也偶爾互掐，但在對付東林黨的問題上卻是一鼻孔出氣，不分你我。他們“聲勢相倚，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通鑑》）。

在萬曆末年，東林黨與邪黨互鬥，波瀾迭起。雙方激烈紛爭的焦點有三個——

一是“爭國本”，也就是皇長子常洛的太子名分問題。東林黨是擁護常洛的死硬派，拼死抵制了鄭貴妃想立自己兒子福王為太子的圖謀。此後又有“三大案”之爭，也都是由萬曆死後皇帝誰來做這個敏感問題派生出來的。

二是“李三才入閣”之爭。李三才的資歷比較老，是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的進士，曾以右僉都御史總理漕務，歷任鳳陽等地的巡撫，《明史》稱讚他“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他有名望，有務實能力，亦有正義感，曾勸諫萬曆撤銷為害百姓的礦稅太監。顧憲成在吏部的時候，就曾力薦他入閣。但是邪黨一哄而起，給他加了“貪、險、偽、橫”四大罪名，說他“借道學為名”，“黨與日甚”（《明神宗實錄》），暗指他與東林結黨。

工部郎中邵輔忠甚至捏造說，世人“一時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邪黨揣摩萬曆皇帝長期懶於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這種輿論。顧憲成此時已經下野，他見勢不好，便給葉向高等人寫信，申明事實，“論救淮撫”。但不料卻激起邪黨更大的反對聲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機。最終，李三才不得不連上十五疏告病請辭。

此後，邪黨官員怕他東山再起，又挖出他“盜用皇木”（修建皇宮用的木料）營建私邸的醜聞，將李三才徹底搞垮。顧憲成在名譽上也因此受到影響，在滿朝誹謗中鬱鬱而終。

為此事，邪黨在攻擊東林黨時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黨，而貪可為廉”（《萬曆邸抄》）。“入黨”一詞，大概就發源於此。東林黨在這件事情上比較被動。

三是爭掌握“京察”之權。明朝慣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門官員會同考核，以其功過得失，來評定升降。因此，由哪一黨的官員主持京察，就顯得尤為重要。自萬曆中期以後，兩派互有勝負。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察，正值東林黨人葉向高任首輔。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書孫丕楊，萬曆皇帝對他比較信任。在他的提議下，將一批齊、楚、浙等邪黨人士罷免，但是由他推舉的一批東林黨人卻未獲任用。實際上的形勢是，邪黨勢力已經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浙黨方從哲任首輔，三黨完全得勢，“言路已無正人，至是京察盡斥東林”。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善類為之一空”（《明通鑑》）。

東林黨的翻身，是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相繼發生後。東林一派堅持維護正統，不懼淫威，制止了鄭貴妃、李選侍“垂簾聽政”的企圖，使泰昌、天啟兩代皇帝順利繼位。兩位皇帝自然對東林黨心生好感，同時“三黨”也發生內訌，導致形勢陡轉。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和天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