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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奮戰了一年，就把積壓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員達一萬七千人之多，而且一個喊冤的都沒有。數量又多，質量又好，工作真是沒得說。怎麼看也應該評個先進工作者啊。所以，年終考核的時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長官）張文瓘（guàn）給了他一個“中上”——唐代官員每年的考核稱“考課”，分九等，從上上到下下。當時的考核還是很嚴格的，工作成績非常出色才能評“中上”，至於“上下”幾乎是沒有的。而且各個部門的考課結果，還要提交上級稽核過。而這一年負責考核的，則是尚書左僕射劉仁軌，他一看狄仁傑不過是個剛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會有什麼突出成績，說不定是走後門、拍馬屁的結果吧。於是就很主觀地否定了這個少見的“中上”成績。張文瓘倒是護犢子，他很不服氣地提出了異議，並將狄仁傑的工作成績詳細地做了彙報，劉仁軌一看大驚，果然是個好乾部啊。他很為自己的失察而內疚，同時也驚異於狄仁傑工作的出色，當即給了他一個很罕見的“上下”。這可是非常罕見的高分啊。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讓狄仁傑在長安的官場出了名。而這，僅僅是個開端。接下來的狄仁傑，一次又一次地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終於有一次，狄仁傑讓高宗皇帝也記住了他。
狄仁傑讓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來自一次執法糾紛中，狄仁傑不顧高宗大發脾氣而堅持己見，犯顏直諫。當時是儀鳳元年（676），左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衛中郎將範懷義誤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樹，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處死。狄仁傑卻上奏說：罪不當死。唐高宗疾言厲色地說：“善才這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皇帝盛怒，狄仁傑卻神色不變，仍然振振有辭，先是堅持有法必依：“現在依照法律，他倆罪不至死，而陛下堅持要殺，那麼法律就無法取信於人，人們會很茫然失措，這樣法律就失效了。”同時曉之以理：“現在陛下因為昭陵的一株柏殺了一個大將軍，千載之後，人們會怎麼評價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殺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於不道啊。”
後來高宗終於冷靜下來，覺得狄仁傑很對，於是特別下令讓史官把這個事件給記錄下來，編入國史，以便能流傳後世。高宗有意識地強化這個佳話，一來表彰狄仁傑，給大臣們樹立一個榜樣，二來嘛也順便提升一下自己，樹立一個善於納諫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當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臺官員，屬於監察系統。此官的品級雖不高，從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樣，但屬於“清望官”——清望官並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關鍵是這些所謂的清望官幾乎就是官員體系中的獨立系統，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員體系，構成了一個升官的“快車道”。某個官員一旦做了低品級的清望官，那麼未來的升遷將會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為三品以上的官，都屬於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進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員大部隊裡慢慢熬吧。
高宗雖然將他平級調動，實則將他放入到“重點培養考察物件”中了。有次在狄仁傑奏事之後，高宗跟他開玩笑說：“你可是搭上了權善才這條順風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賞，前程還會不遠大嗎？那自然是順風順水了。
狄仁傑確實沒有辜負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侍御史，也是負責審訊案件的，只不過物件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說，御史就是官員中的“憲兵”，御史的別稱就叫“憲銜”。在任職期間，狄仁傑很不客氣地彈劾了高宗的兩個寵臣、權臣。一是司農卿韋弘機，此人為高宗修了很多宮殿，都特別寬敞壯麗。狄仁傑上奏章彈劾韋弘機引導皇帝追求奢泰，韋弘機因此被免職——馬屁沒拍成，真夠倒黴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為受寵，恃恩用事，也被狄仁傑毫不留情地揭露彈劾，而且狄仁傑對皇帝的說情也一點不買賬，最終將他拉下了馬。據說是“一時朝廷肅然”。小小的狄仁傑，硬是為朝廷整了一回風。當然，這絕對仰賴高宗的明白和寬容。
這時期的狄仁傑，給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強，判案如神，同時又鐵面無私，這很像後來人們心目中的包公形象。這大概也是狄仁傑後來會成為“神探”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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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造福一方
狄仁傑在當時和後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評如潮。因為他是真心愛護百姓，為百姓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裡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時候，他也不忘對基層百姓的關切。狄仁傑後來做過度支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