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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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捍衛和拯救該體制。然而，這和我們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們是從自己特殊的知識背景和經驗出發，來看待蘇聯的解體過程的。我們發現，各種常見的解釋是不真實的，也與證據不符。

大衛·科茲是一位經濟學家，專門研究蘇聯和其他地方的經濟史的制度變遷過程。該專業需要各種有關促進和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技術發展與階級利益的相互影響、經濟和政治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知識。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會經濟體制得以延續以及那些造成或者漸進或者激進的變遷的各種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蘇聯解體時，他發現，蘇聯的經濟困難雖然嚴重，但它似乎並不能為蘇聯體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滿意的解釋。除了經濟衰退，還有別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爾是《印度時報》駐莫斯科的通訊記者，也是《加拿大新聞》和加拿大國家通訊社的特約撰稿人。在多倫多大學，他學的是俄羅斯和蘇聯歷史，對現代化和民主化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各種觀念特別感興趣。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遊遍蘇聯和東歐各地，之後於1986年以記者的身份來到莫斯科工作。1987年，他和一位俄美混血婦女瑪麗姆·莎米恩（Mariam　Shaumian）結婚。威爾在蘇聯四處奔波，報道改革的進展、失望和失敗。他私下裡結識了許多蘇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蘇聯精英奮力捍衛該體制到底的傳言不同，他發現，到了1991年，他們中許多人不僅不再支援改革社會主義的努力，而且樂意倒向資本主義的懷抱。

我們兩人討論了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討了如何才能理解它們。我們的結論是，蘇聯體制的瓦解，不是源於與經濟崩潰一道而來的群眾暴動，而是源於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1992年，我們決定寫一本書，探討和闡發這種對於蘇聯解體的不同尋常的解釋。

研究工作花了幾年的時間，不僅涉及蘇聯的終結，而且覆蓋了其後的範圍，即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各種扭曲與轉變。我們採訪了許許多多的當代風雲人物，包括蘇聯政府和共產黨領導人及其政策顧問，俄羅斯獨立後各種政治派別的領袖，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新的私人企業主和工會領袖，以及一些外國（非蘇聯/俄羅斯）專家。我們研究了蘇聯和俄羅斯歷史，閱讀了蘇聯、俄羅斯和外國人士作出的各種當代記述和分析。

事情總是這樣，研究過程往往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原來的觀點進行修改和補充。然而，我們發現，我們的中心假設得到了各種證據的支援，它較好地解釋了蘇聯解體及其隨後發展的特徵，除非如此，否則事情就很難解釋。我們希望，本書給出的解釋能夠澄清有關這些事件的種種謎團，使人們有可能從蘇聯經驗中發現有益的啟示。

我們的解釋分工是協調一致的。我們兩人一起擬定了本書的主要觀點和寫作大綱，一起籌劃了研究和採訪事宜。除了純粹涉及經濟發展的那幾章，其他各章的組織和寫作規範都是我們共同商定的。記者們往往面臨著糾纏不休的截稿日期，而學者們則享有充裕的研究和寫作時間。因而，與人們從一個由經濟學家和記者組成的隊伍中所期望看到的相反，經濟學家科茲寫作了各章的草稿，而威爾加上了評論和修改意見。同時，科茲在本書中還特意採用了他七訪蘇聯/俄羅斯的訪談錄，雖然大部分此類記錄都來自於威爾數次對蘇聯社會重要人物的訪談。“大衛·科茲與弗雷德·威爾”一詞，正是用來傳達這類有關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專門資訊的。

大衛·科茲　弗雷德·威爾

1996年5月

。。

致　謝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許多人各種各樣的幫助。慷慨接受採訪或為採訪提供幫助的人有：盧德米拉·布拉夫卡，亞歷山大·布茲加林，斯蒂芬·F·柯亨，約翰·赫爾墨，塔加娜·科里亞吉娜，尼霍拉斯·科茲洛夫，伯納德·洛因，羅伯特·J·麥克因特，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庫，阿納託雷·I·米柳科夫，弗拉基米爾·潘赫欣，約翰·西蒙斯，弗拉基米爾·蘇哈列夫，阿爾別爾特·託烏塞恩，雷恩·圖爾格翁，盧德米拉·瓦爾塔扎洛娃。

給我們提供未出版的資料、資料和其他重要資訊的人有：根納德·阿申，弗拉基米爾·吉姆佩爾松，謝爾蓋·格里戈裡耶夫，格里戈雷·科托夫斯克，奧爾加·克雷什塔諾夫斯卡婭，赫里斯·拉涅，戴維·賴因，瓦季姆·拉達耶夫，馬希姆·舒凡洛夫，斯蒂芬·懷特。

為本書部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