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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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中明白過來，他們必須謹慎地推進改革，並且更加周密地計劃他們的改革。由於淨投資的下降，職工工資失控和稅收下降的核心問題有可能得到補救。1989年，蘇聯政府仍然有權力把有效的徵稅體制強加於企業頭上。糾正企業激勵機制的制度將制定出來，以抑制工資增長，引導資金回到投資上來。然而，經濟困難的主要結果顯然在加強那些鼓吹把改革轉變成革命的人的觀點，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的改革者們變得更弱小，主張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擁護者們依然處於社會的邊沿。這種結果從1987年後產生的經濟困難就可獲得解釋。

##1990—1991年的經濟建議

蘇聯領導層對日漸激進的經濟學家們的觀點開始是抵制的。阿爾巴金在1989年提名為副總理後的第一個經濟計劃中呼籲，市場關係要起重要的經濟作用，但這必須在經濟的計劃框架內，而且大型企業必須控制在國家手中。1989年11月，戈爾巴喬夫和總理雷日科夫在電視講話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險性。“我不認為工人階級會支援那些要把我們的社會資本主義化的作者們”，他還補充說：“不管你們與我在做什麼，我都不想拋棄這個立場。”他同意“也許以後……將開拓一種類似於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經濟形式”，但他反對大型私人企業出現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補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剝削工人、剝削僱傭勞動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透過了一個決議，重申“為了調節經濟活動”要尋找“一種計劃和市場方法的有機結合的形式”。大會認為“創造一個發育完全的市場經濟”是必須的，同時，也強調“沒有集中的有計劃的管理，現代生產是不可能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爭論的激進化（3）

但是，到1990年，經濟學家對自由市場和私有制的建議超出了學術會議文章的界限，它們出現在大眾媒體上。這些觀點構成了一系列經濟改革計劃的基礎，在當年廣為流傳。1988—1989年的經濟困難最終使戈爾巴喬夫認為進行另一輪經濟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佈，現在“改革應該激進一點”，經濟改革也應該進展得更快。他讓副總理阿爾巴金負責這項工作，並配備一個由60名經濟學家和律師組成的小組，要求他們制定出一個新的經濟計劃。他們提出了一個加快向市場經濟轉換的建議。他們的計劃包括：大部分價格的日漸放開，小企業的非國有化，大型企業轉變為聯合股份公司，失業補償制度代替就業保證制度。然而，一些關鍵的部門，包括燃料、金屬、運輸部門，仍然歸國家所有，其產品由國家控制價格。雖然阿爾巴金在1989年反對輕率地接受市場，但他於1990年3月的建議卻朝這個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戈爾巴喬夫在位期間立場的突然轉變已為人們廣泛注意。儘管他在1990年3月對激進改革發出過呼籲，但同年4月中旬，他對阿爾巴金小組的建議還是猶豫不決的。戈爾巴喬夫抱怨道：

他們想孤注一擲，讓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開，把市場引進到一切地方，讓我們搞自由企業，給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開綠燈……我不能支援這種觀點。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透過了一個漸進的、五年轉換到“控制的市場經濟”的計劃，由雷日科夫負責實施，在轉換期間仍由中央對經濟加以集中控制。

在當時一個對戈爾巴喬夫採納激進經濟改革措施猶豫不決的預見性評論中，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學家根季納·佐特耶夫說：“也許我們需要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勸說國家付出引進一個真正市場的代價。”

1990年夏，戈爾巴喬夫似乎在向經濟學家建議的方向前進。在同年7月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他拒絕“一種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壟斷”，認為各種各樣的所有制形式應該有“經濟和政治的平等權利”。“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我們把國有企業轉變成聯合股份公司”，也“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為了促進購買和銷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為生產手段的一個部分”。

同年8月，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鮑里斯·葉利欽，聯合命令一個經濟學家小組提出一項新的經濟改革計劃。這一小組由戈爾巴喬夫的顧問沙塔林領導負責，葉利欽的顧問格里戈裡·亞夫林斯基也是領導成員之一。9月上旬，這個小組遞交了著名的“500天計劃”報告，這一報告要求蘇聯經濟在500天約17個月內實行劇烈的改革。雖然這一計劃從來就沒有貫徹下去，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