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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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中，這一術語還是通行無阻起來了。實際上，它是在改革社會主義的幌子下完全拒絕社會主義，因為從社會主義的信仰看來，如果一種經濟要滿足大眾的需要，計劃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爭論開始於1989年，經歷了一個類似的演化過程。起初，出於對小型的私人企業和合作企業改革的考慮，人們呼籲建立一種“混合經濟”。私人企業和合作企業從1986年開始被允許同國有企業並存發展。開始，人們以為私人企業和合作企業只是起積極的但微小的補充作用，國有企業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接下來，居然有人鼓吹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這超出了原來的設想。很快，評論員們開始討論起“聯合股份企業”的優勢，這是一種頗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關係的真正性質依賴於誰持有股票。如果公眾代理人在聯合股份企業中擁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認為是國有企業。然而，這種聯合股份公司形式開啟了大型企業非國有化的大門。

到1990年，出版物開始公開發表國有企業是蘇聯經濟困難的根源的觀點。私人企業比公有企業更有優勢的觀點似乎成了定論，尤其是當它基於這一推論時：只有私人所有者才會積極有效地管理企業的經營活動。對企業的“非國有化”呼聲也開始為人所聞了。這一術語意味著解除聯邦政府對企業的所有權，包括把所有權轉手給職工或者地區政府、地方政府。然而，這種術語的演變很快就走向了它的盡頭：呼籲私有化，很顯然，這意味著國有企業轉變為資本主義式的公司。

很快，經濟學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體上就經濟改革展開的爭論，從如何改革社會主義轉到如何為資本主義作辯護了。開始爭論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如何結合一些市場力量和在絕大部分生產方式公共佔有的條件下如何允許一些小型非國有企業存在。現在，激進的改革者轉而呼籲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了。

爭論的激進化（2）

其中一個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計劃編制系統”的追隨者，該系統試圖使用線性規劃技術來完善中央計劃。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當上了一個新研究所——經濟預測和科學與技術進步研究所的副所長。在1986年鼓吹價格自由化受批判後，他退而堅持更為謹慎的立場。1989年，他擔任科學學院經濟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轉而反對中央控制，支援自由市場和私有化。他領導的這支特殊研究隊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計劃”，下面將對此進行討論。

第4章已經指出，並不是所有的資深經濟學家都贊同這條改革路線。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列昂尼德·阿爾巴金，仍然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的立場，反對選擇資本主義。1989年7月，戈爾巴喬夫提名他為副總理，負責經濟改革。在1989年蘇聯經濟期刊《經濟問題》的一篇文章中，阿爾巴金肯定了市場力量在蘇聯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場”的觀點。他拒絕在莫斯科廣為流行的市場神話，以讚許的語氣引證了哈佛大學教授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對“自由市場”的著名批判。阿爾巴金的引證如下：

自由市場今天在任何國家實際上都不存在……經濟生活不但受“看不見的手”的調節，而且受清晰可見的政府控制、財政政策、公司計劃和政府間協議等手段的調節。

阿爾巴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這一提法，他把他的觀點概括如下：“社會主義市場的顯著特徵是它的市場機制與極其高度發展的、為經濟執行的計劃調節體制的結合。”他強調逐步發展市場的必要性，但他並不把市場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聯絡起來。

然而，人們可以察覺到，在阿爾巴金的觀點中有一種防禦式的語氣。他感到有必要引證西方資本主義的經驗和西方學術權威，來維護社會主義改革的政策。很顯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問題，無疑對促使人們走向親資本主義觀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這些觀點的影響會在1989—1991年間急劇擴大。如果不瞭解這個階段實際的觀點和信念的演變情況，人們反而會以為經濟問題提高的只會是那些主張改革前的舊的集權體制的人的影響，他們認為，經濟問題正好說明了“激進改革”有危險。

另外，戈爾巴喬夫改革社會主義的策略支持者們，可能已經從由他們首創的嚴肅的改革舉措所引起的經濟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