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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典型等等。這一切使人感到社會規範的無力和信用的危機。這些是不是傳統遊民意識、遊民文化的延續，或在新的環境裡的復甦呢？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動”與“###”中所養成的“暴民意識”（遊民意識在特殊條件下的表現），是不是在社會轉型的震盪中又有復甦的可能呢？這裡暫不作結論，只是提出來供人們思考。不過，社會轉型與改革大潮中，“暴民意識”是最具有煽動性和破壞性的。由於社會控制相對弱化和社會不公現象的泛濫，有的人還企圖透過“紅衛兵運動”反腐敗、“打土豪”、“均貧富”，藉以矯正兩極分化，這是極其危險的。它不僅會打亂改革的程序，使我們再一次失去進步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良機，而且還可能造成全社會的大###並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浩劫。當讀者隨著筆者考察完中國古代遊民在傳統文化的非規範性的一面中所扮演的角色後，自然會為讀者自己思考現實問題提供一個新角度。因此，就當前社會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來看待對遊民、遊民意識、遊民文化的研究，仍然不是沒有實踐意義的。邵燕祥先生曾經感慨地說：
從綠林剪徑到佔山為王，嘯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農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或登諸史書，或寫進說部，眾口一辭譽為英雄好漢。遲至民國年間津浦路劫車的孫美瑤，在今人的筆底也還網開一面。怎麼到了今天，離鄉的農民，失業的民工，稍涉搶掠，攔路生財，一下子就淪為車匪路霸，得到罵名呢？
他還說：
是施耐庵之流美化了強盜，還是今古道德有多重標準？抑或書中人物不可與現實角色相提並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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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問題與社會的遊民化（4）
《讀書》1996年第3期《書呆子的見識》
的確，這是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我們對待同一問題不能有雙重標準。邵先生所例舉的種種現象，說明我們的一些評論是古今兩失的，足以促進我們的思考。當然本書不會介入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它研究的範圍仍然嚴格限制在學術領域之內，而且以考察古代、近代的文化和文學問題為主。
本書中將遊民的產生、發展和在歷史上的作用，遊民意識的特點及其與傳統倫理既統一又大相背離的情景，遊民生活與遊民文化及其在文學上的表現等，作為考察研究的重點，在分析時，講它的負面作用要大於講它的正面意義。因為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事實，這是無法改變的。
社會是一個有序的機體，當一個社會的合理性逐漸消褪的時候，它的無序性日漸增加，直到自然（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很少出現）或非自然的解體為止。遊民是導致社會無序性激增的惡性腫瘤，是社會無序化和社會制度腐敗的產物；反過來它又進一步加速社會的腐化與無序，兩者是互動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大多都是醜惡的社會現象，很少有崇高的英雄行為，也絕少美好的追求和善良的願望（古人與今人出於各種原因對這些加以歪曲與美化，則是另一個問題）。對於這些，我所作的僅僅是忠實地描述和客觀地分析，並未滲透個人的好惡，因為這些現象的產生雖然缺少正義性，但是卻有它的合理性，因為遊民是社會結構不合理的產物。另外，本書所用的“遊民”一詞也屬於中性詞彙，毫無貶斥之意。這與我們現在口頭上常用的“遊民”略有區別，更不能等同今天所說的“流氓”。遊民的群體性格和遊民意識中，許多令人不愉快的東西也是社會的產物，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決定的，因此也沒有必要去譴責哪一個人，本書也不會激於道義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譴責，因為它無助於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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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士的輝煌與解體�（1）
1�士的本義與士的輝煌
第一個脫序的群體是流民，流民是社會###的主力軍。
第二個脫序的群體是遊士，他們來源於先秦計程車階層（當然也包括一些沒落大夫一級的貴族）。我們曾指出，士本是最低一個等級的貴族。它首先是武士，在軍隊中擔任中下級軍官，在周天子領地或諸侯國中的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職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當邑宰或家臣。作為貴族，他們的地位和職業是世襲的，因此他們要有守職敬業的決心。他們為官作吏，或能分得一塊土地，或能有祿足以“代耕”，因而不必如農民一樣頂烈日犯霜露去耕田種地，這是“士”在周初的情況。西周中葉以後，隨著“禮崩樂壞”、“強凌弱，眾暴寡”，周初分封的貴族秩序被打亂，形成了“君不君，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