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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則不太重視抑制兼併，遊民群體形成於宋代也與此有關。王安石有詩《兼併》，歌頌古代（夏商周）“公私無異財”，人主反對兼併，把“兼併”視為“奸回”，到了宋代則“俗儒不知變，兼併無可摧”。其主要的目的就在於控制流民和遊民的大量產生。在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下，當君主不肯或沒有自我節制的能力時，便成為赤裸裸的暴君，而皇權專制制度本身對於君主幾乎沒有約束機制，暴君的胡作非為必然導致政治腐敗，使得社會矛盾變得更加激烈與尖銳。皇權社會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會發生，這便是暴君政治的綜合效應。於是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官吏腐敗，朝令夕改，嚴刑峻法，法制蕩然，使得民不聊生。如果此時土地兼併嚴重，流民、遊民積累到一定的數量時，社會###則是不可避免的，掙扎在死亡邊緣的遊民、流民揭竿而起，形成可以摧毀一切的力量。人們痛恨的“暴君專制”垮臺了，隨之而來的是群龍無首的局面。任何約束機制沒有了，一切都服從於叢林法則，此時“有槍就是草頭王”，全憑武力說話，形成強凌弱、眾暴寡的局面。這可以名之為“暴民亂治”。政出多門，百姓死也“多門”，使人們無所措其手足，處於魯迅所說的“官來被說成是‘匪’，匪來了又被認作‘官’”的尷尬境地之中。這種混亂局面比“暴君專制”更為可怕。這也就是魯迅先生說的人們“從做穩了的奴隸的時代到做不穩奴隸的時代”。此時老百姓感到真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日夜盼望“真龍天子”出世。經過若干時間的混戰以後，人口劇減，大量土地荒蕪，足以把流民、遊民安置妥貼，社會逐漸安定下來，這時一個新的朝代又開始了，出來一個令老百姓仰望的“真龍天子”。新的朝代名稱變了，但是制度還是舊的一套，上上下下的思想意識還沒有改變，這樣必然會週而復始地把舊王朝的所作所為和所發生的事情再重複一遍，也就是古代思想家所說的“天道好還，週而復始”。遊民問題像其他社會問題一樣會不斷地出現，困擾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等待下一輪“暴民亂治”局面的到來。這種現象貫穿了宋代以後的皇權社會。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之所以延宕了兩千年，與“暴君專制——暴民亂治——暴君專制”這種惡性迴圈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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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問題與社會的遊民化（3）
遊民意識、遊民文化透過通俗文學——戲曲和小說廣泛地影響到社會上的各個階層，它的非規範性的特徵對現實的社會秩序起著瓦解作用。因為就其本質來說，遊民是反對現存社會秩序的，而且，他們不會使用現代的非暴力手段去保護或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即使採取這種手段，統治者也要鎮壓。反映這個階層意識的文藝作品也不例外，它們教給人們的，除了暴力以及為了實現暴力的種種陰謀詭計以外，就再沒有其他。鑑古知今，在當前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人口膨脹、社會各個階層流動迅速加劇和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時期，流入城市的遊民也在大量增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調查統計，遊民的犯罪率是現在各個階層中最高的，他們較為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安定。古代與現代反映遊民意識的文學作品還在社會中有著廣泛的讀者群，人們又對這些作品缺少清醒的認識。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
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
葉紫作《豐收》序
所謂“三國氣”、“水滸氣”，就是我們在本書中要詳細論述的遊民氣、遊民意識，雖然魯迅先生沒有使用這個詞彙。
魯迅的論述並沒有過時。十年浩劫當中，“四人幫”王、張、江、姚以縱橫捭闔的流氓手段毫無顧忌地橫行於上，而芸芸眾生卻以（骨丸）（骨皮）委曲的遊民作風曲隨於下，舉國若狂，所以才造成長期的全域性性的破壞。自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界又出現了沉滓泛起的現象。也許是人們出於對偽崇高的厭惡，也許偽崇高中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正是依靠“塗面�剪徑的假李逵”（魯迅語）來支撐的。在偽“英雄時代”過後，人們面對的卻是一批以“痞爺”、“流氓”自居的牛二。他們張起的是偽“平民主義”的大旗，旗幟不同，其“偽”則一。這些“當代英雄”要求擺脫一切約束，不對任何人和事負責，沒有是非，沒有責任感，只有短淺的實際利益，只要自己合適就好。波及到經濟領域則是“假冒偽劣”氾濫，近十年的“打假”工作雖然不能說沒有成績，但也給人假貨越打越多之感。而且，假冒偽劣也深入到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之中，假學歷、假文憑、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