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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中）描繪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由豪飲的場面和插科打諢作點綴，但是重點在於羅賓漢式的英雄生活，打富濟貧，在“替天行道”的旗幟下聚義。正如對世代土匪首領所提供的激勵，小說繼續把年輕人的夢想引向現實。
作者還說，土匪們正是根據《水滸傳》所提供的標準選取領袖、組織戰鬥、安排生活，乃至對待弟兄、女人等等。不僅缺少文化教養的遊民、農民如此，連南明弘光小朝廷為抵抗滿洲鐵騎南下侵略，在長江邊裝模作樣地舉行誓師大典時，也未能免俗，作為兵部尚書的阮大鋮參加典禮時所穿的服裝就是戲曲裡的行頭，成為當時的笑柄。真是如我們平時所說的：在中國，戲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卻有時很像戲。
因此，我們所作的這個考察，不僅對研究遊民文學的發生、發展有意義；而且還提醒文學史家，也要關注文學作品文字以外的問題，即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傾向和吸納能力問題。現在人們經常談到的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問題，就與此有關，從事藝術創作的人與從事教育的人的分歧由此而生。這個問題也許是永恆的難題，但是雙方的互相理解是必要的。遊民們的冒險生涯與傳奇般的經歷，對於經歷者本人來說是痛苦的，可是對於聽眾或觀眾來說，則是引人入勝的審美物件，一些美學家也強調，審美主體與審美物件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受眾樂此而不疲，並形成社會的普遍關注。特別是對於生活平庸而單調的宗法人（如宗法農民），或者是沒有生活經驗、只是喜歡冒險和追逐不平凡的年輕人則更是如此。這樣，這類文藝作品所體現的思想意識，便也輕而易舉地傳播到一般民眾中去。古代的人們接受遊民意識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今天的人再遇到這個問題，就要增加一些自覺抵禦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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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問題與社會的遊民化（2）
自“五四”新文###動以來，過去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視的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開始為研究者所關注，成為顯學。小說史、戲曲史和與之有關的研究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然而，對它們的原初作者，即江湖藝人在小說與戲曲形成中的作用，特別是他們的思想意識及其特徵，則研究得不夠，或是避而不談，或是用“民間藝人”一詞籠統帶過。民間在古代中國，應該主要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如果我們的研究者認真細緻地分析一下，江湖藝人們所創作的小說和戲曲，與農民所創作的民間故事是有很大區別的，尤其是內容上。江湖藝人們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見識，他們所創作的小說和戲曲的內容，決不是老死閉塞的農村的人們所能向壁虛構的。沒有對江湖藝人的深入研究，我們的小說史、戲曲史就缺少了一項重要的內容，因為我們忽略了很大一部分通俗作品的創作主體，這個創作主體的思想意識又迥異於主流社會的人們。再進一步說，我認為缺少這項研究，也就很難掌握部分通俗小說和戲曲的本質。例如以歷史為題材的通俗小說，為什麼大多有一個從十分接近史書，到以寫英雄傳奇為主的發展過程？“說唐”小說系列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說唐”系列小說，如果包括說書藝人的演播記錄本，大約有二十餘種。明代所傳的《說唐志傳》、《隋唐志傳通俗演義》，簡直就是《資治通鑑》的改寫，有些地方甚至照抄史書原文。到了明末出現了袁于令的《隋史遺文》，從它開始，“說唐”便向英雄傳奇轉化。袁氏所傳本是根據說書藝人的“舊本”整理而成的。《隋史遺文》流傳很少，現在傳世的只有崇禎癸酉（1633）刊本。此本每回之後皆有“總評”，如第三回後“總評”中說“舊本有太子自扮盜魁……”云云。可知袁于令的《隋史遺文》之前還有一個本子作為袁氏修訂此書的依據。《隋史逸文》以描寫秦瓊這個近於遊民的英雄人物為中心，而在後來的《說唐》及評書藝人據“說唐”改編的如《興唐傳》、《興唐後傳》、《忠義響馬傳》等小說中，又增加了單雄信、程咬金、徐茂公、王伯當等人故事的分量。這一方面是適應聽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江湖藝人傾心於這些隋末逐鹿中原的英雄和唐代的開國功臣，所以把他們寫成帶有遊民色彩的人物或直接寫為遊民（如程咬金、徐茂公），用他們所做的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寄託自己的理想，為與自己有相近命運的人們的揚眉吐氣而感到自豪。江湖藝人們對歷史的改造在民間有廣泛的影響。
遊民數量的多少，在宋代及宋代以後的歷朝中，可以說是朝代盛衰的標誌。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治者無不注重抑制兼併，相對來說，宋代的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