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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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實問題。這部書引而不發，吊起我們的胃口，給我們一個很廣闊的思想和聯想的空間。我覺得現在不能讓這個空間繼續空白，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填補這個學術的空白。

邵燕祥，著名詩人，雜文家。

家破才能造反：論遊民意識的存在（1）

遊民群體是一個複雜的存在，這是被大多數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所認可的。但是這個階層是否有獨立的思想意識，其思想意識在文化史上是否具有重要的地位，則使研究者將信將疑。許多從事文化史和文學史研究的，對這個問題也感到疑惑。他們總覺得這是前人所不言、經典著作所不載的，因此也就難以確認。而且，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評價“農民戰爭”，如何分析底層社會，如何評價民間意識，如何評價《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這些偉大古典文學作品等許多重要問題。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以謹慎為好，因此對我提出的問題頗多質疑。

我曾與不同意將遊民意識、遊民文化引入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同事和朋友爭辯過。古代文學作品中有些大悖人情的描寫難以得到完滿的解釋，它們所反映的社會情態也很難為普通人所認同。例如，19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間（1465—1487）刊刻的《新編全像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等四種》，其中的《花關索出身傳》一開篇就寫到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一見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廟王”前“對天設誓”，打算今後幹一番大事業。劉備對關、張二人說：“我獨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掛心，恐有迴心。”

關公道：“我壞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張飛道：“你怎下得手殺自家老小？哥哥殺了我家老小，我殺了哥哥底老小。”劉備道：“也說得是。”

於是關、張二人約定互相殺光對方的家屬。張飛跑到關羽老家蒲州解縣，殺死了關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為不忍心，才帶走了已經長大成人的關羽的長子關平，放走了懷有身孕的關羽的妻子胡金定，後來胡金定生下小英雄關索。關羽殺了張飛的全家。辦完這些事後：

將身回到桃源鎮，弟兄三個便登呈（程）。前往興劉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將軍。

這個殘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於華夏民族自古以來重視家庭的傳統觀念。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不能見容於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也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把它說成是要造反之前的農民的想法，更是捍格難通，因為與外界交往較少的農民更為重視家庭，追求家庭成員之間的和諧與溫馨。“家和萬事興”就是老百姓們的企望。臺灣學者韋政通在《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中指出，家庭的情感紐帶維繫著家庭中每一個人。家中每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全家的成功，每一個人的失敗則是全家的失敗。社會地位卑微的農民更是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安樂窩”，至今北方農村尚有“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謠諺。而且，農民多是聚族而居，不是誰想滅掉自己的全家就可以滅掉的，這是會震動整個宗族的。這種把家庭看作幹“大事業”的累贅，必須清除乾淨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淪在社會底層的遊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鋌而走險之前的獨特的心態。《花關索出身傳》的確也把蜀漢劉備等帝王將相爭奪天下的歷史看作到“興劉山”作“替天行道”的強人的故事。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十八記載：建炎二年（1128）六月，建州兵亂，“軍士葉濃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為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看來“花關索”中情節也不只是出於藝人想象，是有現實生活為依據的。明末的農民領袖李自成李自成是遊民出身，他長期為驛卒。就不許與之無關的女人進入其營地，當遇到被包圍或其他困難時，先要殺掉老羸婦幼以儲存自己。見《綏寇紀略》卷八。直到民國時期，那些落草為寇的土匪，仍然是蔑視女人，視家庭為累贅，哪怕匪首是女子的也多采取這種態度，她們完全沒有女人對家庭的眷戀。土匪完全是個男性的世界，女人只是他們的消遣物件。有個匪首在行軍中僅僅因為其妻子是小腳，跟不上隊伍，就毫不猶豫地把她一槍打死了。有的首領僅僅因為眷戀某個女人，就會導致眾叛親離。（見［英］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P182—186。）家庭中的主要內容——女人，在遊民生活中是沒有地位的。這正像描寫解放前###會生活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黑幫老大所說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樣。

家破才能造反：論遊民意識的存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