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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皆可忽略不計。這正反映了強烈的幫派傾向性影響了作者辨別是非的能力。這種所謂的“聚義”，只是一“幫”一“派”的“義”，與為了社會正義而獻身不是一回事。雜劇《李逵負荊》中的假梁山強人宋剛有句話，頗值得玩味。他說：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9）
這是真命強盜，我們打他不過！
一般，打天下、坐龍庭講究個真命天子、真龍天子，要排除一切假貨，其實“真假”也很好辨別，打勝的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這兩千多年形成的打天下的邏輯，不料在江湖上也通用。強盜也有“真命”、“偽命”之分，其真偽的臨界線也在於“打”。
有些外國漢學家，如美國的浦安迪先生，在其《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一書的第四章《〈水滸傳〉——英雄豪氣的破滅》中，認為《水滸傳》中關於梁山好漢陰暗面的描寫皆屬於“反諷”，並非作者本意。浦氏的觀點是受到了金聖嘆的影響。實際上，文人士大夫和現代人都從注重邏輯的角度看問題，認為全書道德評價應有一貫性、無矛盾性，對江湖藝人、遊民的完全從實用出發的思想意識並不瞭解，總認為這些反映出雙重是非標準的情節是違背常情公理的，因而，它必然是作者的反話。
《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中擁劉反曹是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它的形成有很複雜的原因，但是與江湖藝人最初“說三分”時對於這段歷史的是非判斷也很有關係。遊民把劉備、關羽、張飛視為與自己相類似的一群（《平話》很注重寫劉關張三人的出身），因此，《平話》與《演義》對於劉、關、張的行為幾乎是完全肯定的，甚至連他們政治上的重大失誤（如關羽在華容道放走了曹操、劉備###東吳等）都採取了曲矜和惋惜的態度；對於曹操，則竭力渲染他的醜行（這方面以《平話》最為嚴重，《演義》按照歷史原貌適當作了一些調整）。這種“好之則捧上九天，惡之則抑於九泉”的態度並非是以是非曲直為準則的（這在以“三國”為題材的民間戲曲中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是以與自己的關係來劃線的。不僅《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等作品如此，在遊民知識分子所創作的許多歷史演義小說中都有這種現象。他們之所以如此思考問題，正是遊民的現實生活造成的。在社會生活中，對於自己團伙利益堅決維護，對於妨礙自己團伙利益的人敵視，已經成為他們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並且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幾乎牢不可破。這才使得他們在日常的生活與奮鬥中，只講敵我，不講是非。強烈的幫派意識，正是長期的幫派生活造成的。
⑤傳統文化的陰暗面在遊民身上的反映
前面說過，失去了角色位置的遊民同時也失去了社會的尊重與監督，這樣，他們也就不需要作為“社會人”，自然也就沒有了“社會人”必須有的文飾。這種“文飾”不能單純地理解為“虛偽”，它正像人要穿衣服一樣，是一種“文明”的體現，也是社會透過文化系統潛移默化地對人們的生活進行規範。遊民拋棄了這種文飾，從而使得傳統的野蠻性和黑暗面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生活沒有了規範，那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這裡我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甲。赤裸裸的殘暴與野蠻
中國皇權專制文化傳統中自有其野蠻殘暴的一面。先秦儒家經典《尚書》中記載有“五刑”，包括墨（黥刑）、劓（割鼻）、（非刂）（斷足）、宮（破壞生殖能力）、大辟（殺頭）等，每項都是極其殘酷的肉刑。至於北宋初年發明的“肌肉已死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宋代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的“凌遲”之刑，更是慘不忍睹，耳不忍聞。就這一點來說，皇權專制政治所遵循的是恐怖原則，然而，在具體操作中，它是在“殺人如草不聞聲”中進行的，作為皇權專制社會主流思想的儒家還在起勁地提倡“仁愛忠恕”。也許在孔子最初倡導這些時是真誠的，並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助於文明的發展，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得以享受幸福；但是，如果這些不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並有嚴格的監督制度，使得有權者不得不遵守，它也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謊言。皇權專制時代的政治操作是君主一人說了算的，這必然與儒家所倡導的理論形成尖銳的矛盾。對此，正統計程車大夫們是心領神會，諱莫如深的。我們讀正史（前“四史”除外）看到的多是“光明面”，多是對每個開國皇帝“深恩厚澤”的讚頌。唐代韓愈在《元和聖德詩》中，描寫曾經割據一方的劉闢被俘後全家被處死的情景：
遊民的群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