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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業緣等關係構成集團，以增加與他人競爭的能力。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也就是靠血緣聯絡成為網路的集團。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可是，文人士大夫總要諱言這一點，因為有孔老夫子的“君子群而不黨”的教導在那裡擺著。“結黨”就意味著“營私”。北宋的文學家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又指出“小人無朋，君子有朋”，這種聲音雖然不能說是千古絕響，但它也絕不會佔到主流地位（清代的雍正為了實施極端專制還對此大加駁斥）。中國的傳統道德就是這樣，不管內心是怎樣想的，但是口頭上還是要遵循社會主流輿論。而脫離了社會網路控制的遊民則不同，他們擺脫了宗族的控制，同時也失去了宗族的保護；他們沒有了家族的負擔，同時也就失去了家族的依靠。他們成了一個孤伶伶的個體，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又沒有穩定的謀生手段，任何一點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們摧垮。這時唯一能夠增強他們生存信心與力量的，就是與相同命運的人們聯合起來，拉幫結夥，互相提攜，求得生存與發展。
遊民群體在社會上是受人歧視的，主流社會的人們認定他們是犯罪分子的淵藪；清代統治者為了把他們與“四民”區別開來，在編造戶籍冊時，把他們歸入“另冊”，以便隨時加以監視。可是越孤立他們，就越激發了他們對結成幫夥的渴望（以致《大清律》把焚表結拜視為重大犯罪）；已經結成幫夥的，更因此增強了他們之間的凝聚力，使他們每個人的幫派意識更加強烈。
遊民生活在日趨沒落的皇權專制社會，大多數人沒有文化。他們想不出什麼新型的人與人結合的方式，於是，他們還是模仿主流社會的宗法制度，建立起非血緣關係的、人為的宗法制度（當然，他們模仿的不是先秦那種“家國同構”的宗法，而是宋儒提倡的家族制度）。其中最為簡單的就是結拜為“義兄弟”，或稱“義結金蘭”，最通俗的說法就是“劉關張桃園三結義”。而“桃園三結義”正是我們論述的遊民意識的載體《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的主題之一。
宋代以前，如唐代的文學作品中，用到三國典事時，主要談劉備和諸葛亮，歌頌二人君臣如魚似水的關係，杜甫《蜀相》所說的“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就是用以寄託文人士大夫的“君聖臣賢”的理想的。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國。可是到了宋代江湖藝人的口中，“說三分”的重點轉移了，藝人們反覆歌頌的是劉備、關羽和張飛結拜兄弟生死與共的“義氣”。作品主題的轉變，說明了創作者的視角與唐代是大不相同的。歷史上的劉、關、張只是較為親密的君臣，江湖藝人用遊民的眼光把他們的關係改造了。我們看一下陳壽《三國志？關羽傳》是怎麼寫的：
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可見，即使在劉備未稱帝之時，劉、關、張之間也是有主從關係的，並非平起平坐的結拜兄弟。異姓男人結拜為義兄弟的人際結合方式，產生於三國歸一統以後，我見到的最早記載是出自《顏氏家訓？風操》：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始如終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托子為弟者。《諸子整合》第八冊，上海書店，1986。
如果這是最早的記載，那麼結拜的出現會更早一些，但由於不甚普遍，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顏氏從士大夫的立場出發，認為結拜要慎重，只有志同道合與互相瞭解之後，才能結拜為義兄弟。他責備北方人的“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隨意結拜，有時甚至弄錯了輩分。但是這種做法恰恰與後世的遊民結拜相類似。這些人結合的目的是謀生，是在險惡的環境中得以生存，只要命運相同、能夠在需要時互相救助就可以了，至於“道”和“志”是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的。這種結拜，最初是流行在時刻有傷亡威脅的軍旅生涯的人們之中。《隋唐嘉話》記載隋末徐世勣與單雄信結拜為義兄弟，誓共生死，後世勣降唐，雄信為王世充部下，世充失敗後，雄信被唐所斬，世勣身已許國，不能與雄信共死，遂以己肉啖雄信，藉以表示“無忘前誓”。五代十國時期，各國各代的最高統治集團多出身於遊民軍漢。這些人拜義父、認義子，結為義兄義弟，勾結成為死黨，已經成為時代風氣，用以增加自己在###中的實力，以求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