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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緩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宋江這種行為，行之既久，從而成為其性格的特徵，這種特徵是遊民最歡迎、最服貼、最崇拜的。遊民最大的困難是沒吃沒錢，宋江毫不吝嗇，有求必應。來時給，去時送。遊民第二個困難是沒有地方住，宋江有莊園裡的房屋，可以盡情地住。遊民脫離了主流社會，成為化外之民，為世人所輕賤，而宋江不管高低貴賤，只要是江湖上的朋友，一律接待，而且是“終日追陪，並無厭倦”。這後一點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因為人性的弱點往往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連極富有又講義氣的小旋風柴進也在所難免。武松初到他的莊上時，柴進“也一般接納管待”，武松脾氣不好，又愛吃酒，得罪了莊客，沒有人說他好話，大家都厭倦了他，柴進也就疏遠他。而宋江的這種對江湖好漢的持久的關切，滿足了或撫慰了遊民那已被磨滅或變態的自尊。從宋江對待李逵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對處於最底層的遊民也不歧視。李逵是最一無所有的，沒有錢，沒有聲望，沒有好性格，脾氣極壞。據吳用介紹，戴宗也是講義氣的，李逵與戴相識最早，但是二人的關係比較一般，戴宗也只是利用他。而李逵一見宋江，馬上與之結成生死之交，其原因就在於宋江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滿足了李逵，比李逵的真兄長待他還親。有宋一代是個遊俠平民化、綠林化的時代（如果在唐代，一談到遊俠不是“五陵少年”，就是“京洛豪貴”，總之多是“不惜金彈拋林外”的貴族少年），宋江這種態度更會受到遊民俠客的歡迎。如果武俠與義俠相比，義俠比武俠更受到江湖遊民的尊敬。義俠也有不同的層次，宋江能在梁山坐上第一把金交椅，就因為他代表了最高層次的義俠。因此，儘管宋江沒有特別的本領和武藝，但是在江湖上，無論識與不識，一聽到宋江的大名，不是雀躍歡呼，便是“納頭便拜”。這個榮譽是梁山上任何一個好漢都沒有獲得的。所以，這個武藝不如山寨大多數好漢、計謀不如吳用的宋江，登高一呼就有“從者雲集”的勢態。梁山領袖這把交椅不是好坐的，而宋江卻應付裕如（幾乎沒有反對勢力）。宋江又有些像《史記》裡熱情歌頌的信陵君，但這個“信陵君”不在廟堂之上，而在“草澤”之中。應該說小說中所展示的“義俠”宋江是文學形象，用此以寄託作者的理想，與歷史上的宋江大相徑庭。真的宋江是狂俠驍勇，能夠真刀真槍，馳騁於沙場的勇士，不像《水滸傳》的宋江有那麼多的謙遜和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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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7）
《水滸傳》中另外一個義俠就是上面說到的柴進。他是五代後周皇室之後，得到宋代統治者的特別優待，有可以免罪的“誓書鐵券”。柴進更沒有特別的本領，但也受到江湖好漢的敬重，只是因為他能夠“仗義疏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被人稱作“見世的孟嘗君”，被廣大的江湖好漢所愛戴，上梁山後也成為山寨的重要領袖。然而他不能與宋江相比，兩人最大的差別有兩點：一是柴進沒有長性，不如宋江對朋友有始有終，從來到走，始終一貫。二是宋江世法平等，對江湖朋友一律對待；柴進則有高有低，比較注重人的身份與名聲。他對宋江、林沖、武松、李逵、洪教頭等人就有很大不同，特別是洪教頭被林沖打翻以後，灰頭土臉地走了，柴進也沒有特別挽留，要是宋江決不會這樣處理。因此，在梁山的地位，柴進遠不能與宋江相比。
《水滸傳》中雖然充滿了刀光劍影，但是它著重描寫的還是富於感情的義俠。這些義俠在書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宋江從第十八回出場之後，便主宰了全書。每當他拿出幾兩銀子賙濟失路的英雄和說一些為對方著想的感人肺腑的知心話時，那些頂天立地的江湖好漢都會表現出由衷的感激，甚至作者本身也不免動情。像第二十三回宋江為武松送別，第三十八回初識李逵，都可以看出作者所設想的義俠還能以深摯感情去撫慰流離失所的遊民，使他們感到人情的溫暖。這樣，義俠自然會成為遊民結合的核心，遊民會從心底把他們當作人格楷模。當然，《水滸傳》中對義俠飽含感情的描寫更反映了遊民喁喁望救的心態。
3�義、義氣——遊民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