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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義”的含義
“義”與“義氣”是一回事，“義氣”是“義”的俗名。“義”作為一種道德規範大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因為孔子還不太談“義”，即使談到，也很少把它作為一個有固定含義的倫理觀念來談。到了孟子則大不相同，他不僅大談而特談，而且把“義”還作為僅次於“仁”的道德規範，作為他推行“仁政”學說的重要的出發點之一。不僅儒家學派談“義”（不同的儒家代表人物心目中的“義”也有差別），其他學派如墨家、法家也談“義”，當然，各派對“義”也是各有其定義的。於是，“義”作為一個倫理範疇，其內涵與外延便有了多種解釋，成為一個模糊概念。
《周易？乾卦》有云：
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
唐代孔穎達《疏》雲：
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
言“天”可以給萬物都帶來利益，使萬物處在最適合的地位。所以，後世學者又把“義”訓為“宜”。“宜”的意思為“適宜”、“應該”等等，那麼“義”也就可以理解為“適宜”、“應該”的意思。那麼，什麼是“適宜”的或“應該”的呢？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人們可能對它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或回答。
儒家把“義”看成一種做人的義務與原則，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這種義務與原則，是和他們所主張的仁愛、忠恕之道的倫理基礎與“克己復禮”的社會主張聯絡在一起的。他們強調“義利之辨”，認為兩者往往不能兼而得之。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之說；又有“見利思義”《論語？憲問》。之戒。總之，“義”和“利”是對立的。利益當前，首先要看一看它是否妨礙“義”，不要見利忘義。墨家則與儒家相反，他們把“義”、“利”打成一片。墨子說：“義”是“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墨子？魯問》。又說，“舉義”是“不闢貧賤”、“不闢親疏”、“不闢近”也“不闢遠”《墨子？尚賢》。以上小注皆用《諸子整合》本。的。由此可見，墨子主張的“義”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基礎的。因此，墨子在《貴義》篇中明確地說：“義可以利人。”這與儒家明辨義利是大異其趣的。後世計程車大夫講的“義”多屬於儒家，指本著儒家觀念應該盡的義務；文天祥在絕命詞中說：“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遊民所說的“義”和“義氣”則接近墨子的主張，他們把“義”看作利，而且是赤裸裸的個人的利益，在《水滸傳》中的“義氣”就是指白花花的銀子。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8）
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溫飽、健康、安全、審美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等。大多數人的需求是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的，遊民把“義”理解為“交相利”、“兼相愛”，正反映了他們的低層次的需求——生理上溫飽的需求、安全需求——尚處於危機之中。在肚子還不能填飽，生命也無安全保障的條件下，怎麼能捨棄利害而不講求呢？所以，他們不能接受儒家義利分離的主張，而認同墨家的觀點。於是，與“利害”相關聯的“義”、“義氣”遂成為一種很通俗的道德倫理觀念。大多數的遊民沒有文化，不善於作“形而上”的思考，這種對“義”的通俗的解釋又是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所以很容易被他們所接受。遊民說某個人有“義氣”，主要指此人對他有利，或是說此人不會背叛他的利益；說某個人“不義”，主要指此人會給他造成危害，或是說此人會背叛他的利益。而且這種“義”或“義氣”，總是與主流社會所實施的帶有強制性的規範相牴觸，甚至是人們利用前者以觸犯後者、乃至瓦解後者。
②江湖義氣與“報”
《水滸傳》中所講的“義”和“義氣”更為明確，也就是指金錢和物質上的援助。書中談到“仗義”往往與“疏財”聯絡在一起，梁山泊中以“義氣”聞名的英雄好漢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錢的。宋江則是最大方的，他走到哪裡，金銀就撒到哪裡，彷彿是趙公元帥。遇到宋江以金錢資助江湖朋友的情節，金聖嘆都要大加批評，鄙薄這種“以銀子為交遊”的作風。這是站在文人士大夫立場看問題，當然也有幾分酸氣。不是誰都能如此出手大方的。《儒林外史》中的那些窮酸文人，為了所謂的“雅集”買只鴨子怕不肥都要拔下耳挖戳戳鴨子胸脯上的肉，這是不是比豪爽的衙門裡的惡吏潘三更令人厭惡一些。如果他是一文不名的遊民就絕不會這樣想。他們在“煢煢獨立，形影相弔”的時候，最需要的就是物質上的援助，幫他們活下去。遊民嚮往的“出門靠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