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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史》中指出，元雜劇中有一類“強人俠士劇——綠林劇”，這類劇本中也有敵視所謂“毒婦”的傾向。他說，“這些都是俠士們殺死背叛男人的毒婦的故事，是害怕女性的俠士們的心理投影”。他還舉出元代無名氏的《張千替殺妻》，俠士張千與員外義結金蘭，張千與員外之妻（義嫂）去拜祭祖墳，義嫂向其示愛，張千假意允若。義嫂回家以好酒好菜款待張千。員外也回家。義嫂唆使張千殺死員外，張千憤其太惡，殺死了她。知縣追究員外殺人罪，張千前去自首，並述說殺死義嫂的理由。張千被判死刑，臨刑前，張千向員外託付老母。此時開封府包公赦免令到，大團圓收場。高文秀《好酒趙元遇上皇》。東京開封府軍人趙元，因飲酒過度被妻子強令戒酒，其妻又與開封府尹私通。府尹令趙元寫休書休掉妻子，又令他送文書到西京洛陽，並聲稱逾期要處死。趙元外出遇大雪，在酒店飲酒遇上微服出宮的宋太祖趙匡胤。二人對飲相投遂結拜為義兄弟。趙元擔心逾期，趙匡胤在趙元的手腕上寫了兩行字。告訴他如果開封府判他死刑，可見宰相趙光普。後趙元果因逾期被判死刑，光普看到趙元手腕上趙匡胤的字便釋放了他。宋太祖召見趙元要拔擢他，趙元說自己有酒已足。趙匡胤殺開封府尹及趙元前妻，提拔趙元為開封府尹。田仲一成認為，這些戲劇中“貫穿了江湖人士的行事準則：趙元和趙匡胤作為江湖人士、綠林豪傑，意氣相投，義結金蘭；匡胤為義弟處決了姦夫淫婦。表面上是一部君臣劇，但仍不失‘綠林劇’的本質”。《張千替殺妻》“表面上是包公審判劇的形式，但實質上是替結義兄長殺掉淫婦，而又甘負罪責、慷慨赴死的俠士張千的故事，屬於‘綠林豪傑’處決姦婦故事系統的雜劇”。見田仲一成《中國戲劇史》，P158—159，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實際上所謂“江湖人士”就是遊民。上面講了他們沒有家室時對於婦女的態度，以敵視婦女和懲治青年女性（像李逵用板斧在女人身上亂剁那樣）以滿足自己內心深處潛在的性追求；這些人即使有了妻室，也會因為自己的遊蕩，對守在家中的妻子一百二十個不放心，好像她們隨時會給自己戴上綠帽子，因此才有《水滸傳》和元雜劇那麼多處置“姦夫淫婦”的故事。生活現實對遊民、江湖人的思想深刻影響，《水滸傳》那樣快意地懲治年輕女子，決非施耐庵個人在男女問題上遭遇過什麼不幸，要靠此發洩，而是原有的水滸故事中就有這種傾向。這種傾向是屬於遊民的思想意識範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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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3）
另外海外學者夏志清先生對這個問題作了另一種解釋。他說：
梁山好漢在潛意識上以女人為他們的死敵，因為女人令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禁慾主義受到了威脅。故此，他們懲罰女人的原因，就是因為她們是女人。
《中國古典小說》，轉引自《元人水滸雜劇研究》
遊民並非是天然的“禁慾主義”者，他們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只能使他們把慾望壓到最低最小。因此，他們敵視人間一切奢華的東西，有了機會就要破壞。對於有誘惑力的女性更是一種“奢華”，更需要砸爛。他們不能享用的東西就不應該在世間存在。然而，請記住，如果有一天他們感覺到能夠安全地享用這“奢華”時，他們決不會拒絕的，而且沉溺之深，令人不解。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就是一例，他所制定的太平天國的“天條”中就有“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得要男女分居，而他竟有八十八個妻妾，每逢他生日，還要向他貢獻六名美女。
前面講過，遊民，特別是要從事重大冒險活動的遊民，家庭是他們的累贅，女人的柔情，特別是美麗女人的誘惑（梁山上的女將，除了一丈青扈三娘用了一句“天然美貌海棠花”來形容外，對於顧大嫂、孫二孃，都著力渲染了她們的“醜”，斬斷其誘惑力）是他們最難以克服的障礙。所以，在生死攸關的場合，他們要擺脫女人，甚至不惜採取極端的手段對付女人；生活目標和現實處境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警惕女人，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被其他的遊民認作好漢，也才能在江湖上揚名立萬。
《水滸傳》的作者在評價女人時，自覺與不自覺地流露出孫述宇所說的“女子無容便是德”的傾向。見《〈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另外，“不好色”也成為江湖遊民重要的道德標準之一。前面說過，《水滸傳》中有多處寫到“好色”、貪戀婆娘要吃江湖好漢笑話的。好不好色竟是檢驗是否是江湖好漢的試金石。生鐵佛崔道成的武藝並不亞於花和尚魯智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