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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是聯絡江湖同道的投資，沒有這筆投資就不會有“過命的朋友”。宋江在江湖上的投資除了銀子外就是“情面”（這一點晁蓋就有點不顧情面）。江湖是遊民奮鬥的舞臺，做大買賣的像杜月笙一類的人特別需要“場面”，“場面”越輝煌，越能唬住人，越會有更多的追隨者，越能做成大買賣。仔細體味杜月笙的話，對照古代江湖人的作為，他們在精神上是有相通之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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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1）
朱元璋出身於貧苦農民的家庭，當過遊丐和遊方和尚，應該說是個典型的遊民。他經歷多，對人間社會的情偽利弊有較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登上帝位以後，處於下位的臣民們也很難欺騙他，而且，他能夠遊刃有餘地駕御比他英勇果敢、比他有謀略有文化的文臣武將。從朱元璋的經歷說，他應該有較為濃重的遊民意識，我們可以想見，在他的人生經歷和奪取天下的鬥爭中，這些思想意識會驅使他作出多少生動精彩的表演。可惜的是，在朱元璋成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之後，那些不能為主流社會所肯定的思想意識與行為經歷，自然會被史官和《高皇帝御製文集》的編輯們所芟汰。這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嘆，司馬遷也許是中國唯一敢於不為當朝統治者諱的史學家，因此，後人才能看到“漢高祖”劉邦那“無賴相”的一面，而且，這一面一直持續到他位登大寶以後。後世那些也許比劉邦更為“無賴”的皇帝們的表演，我們看不到了，這都是文人士大夫粉飾的結果。由於明代文人的加工，後世讀者粗讀《明實錄？太祖實錄》和《高皇帝御製文集》時，只感到朱元璋確實是一位有慈有威的大家長式的皇帝，而不是像清代趙翼所說的：
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廿二史札記》卷三六
我們應該看到，朱元璋經歷了從遊民到帝王的變化以後，其頭腦中考慮的問題，甚至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產生了變化，說到底還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但是，獨特的經歷畢竟會給人們留下極深的痕跡，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思想意識也是很難完全掩飾的。作為明王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畢竟給後世留下了許多關於他的活動與言論的資料，如果我們認真和細緻地分析這些資料，還是可以看到他在“聖賢”、“豪傑”之外的另外一面。何況獨立於宗法社會之上的帝王和被排斥在宗法網路之外的遊民，在思想意識方面也是有若干重合點的（例如思想意識無所規範），有些事蹟和行為是可以用不同的“話語”來闡釋的，但其本質卻沒有多少差別。
1�從反抗社會秩序到迷信對社會的控制力
關於遊民的反社會性，我們在本書第六章中作了概括的介紹，朱元璋從一個典型的遊民加入了紅巾軍，是###時期大多數遊民所走的道路。可以設想，如果朱元璋沒有“變泰發跡”當上皇帝的話，或者他只是一度做了“山大王”而最後失敗的話，他是如何描述自己從“良民”到造反者這關鍵的一步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從《水滸傳》的作者滿懷激情地描繪梁山好漢一個個上山參加造反集團的過程，便可知道遊民從內心到行為對反社會傾向都是認同的。可是因為朱元璋已成為明朝的開國君王，對於自己最初的造反行為的評價就不能不遷就社會的主流意識，不能採取完全肯定的態度。於是，當他提到自己取得帝位的過程時就顯得非常尷尬。他在給被趕出大都的元順帝的信中說到，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為我有”。《全明文一》卷一九，《與元主書》。這是對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對手說的話，儘量抬高自己起事的自覺性和鬥爭的意義。可是在寫給臣民看的一些文字中便不同了，他不能明目張膽地歌頌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武裝反抗。這點在《紀夢》中表達得特別明確，他寧肯降低自己參與造反活動的意義，也不能給臣民做壞的榜樣。在這篇文章中，他對元王朝的官軍和首義的紅巾軍各打五十大板。紅巾軍是“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寫官軍“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系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當然這種描寫也是真實的，不像現在一些史學家，言及“農民起義”，必說其軍紀如何嚴明；如有相反的史料，必說是“地主階級的誣衊”。這裡是朱元璋說自己歸屬的紅巾軍“焚燒閭舍，蕩盡民財”，不能算汙衊吧。在這種“造反軍”與“反造反軍”的拉鋸戰爭中，最倒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