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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傳》基本上採取了對立和蔑視的態度，這可能與《水滸傳》的形成經歷了宋元兩代有關。宋代統治者重文輕武，特別優待文人士大夫，使得遊民和遊民知識分子對他們既羨慕又嫉妒，因而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元代又是漢族文人士大夫地位最卑微、處境最可憐的時代，這又讓遊民們看到了他們的窩囊相（元雜劇中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戲中，可憐的文士永遠是被梁山好漢搭救的物件），因此，《水滸傳》中對文士才會有對立與蔑視的雙重態度。
遊民的樸素的平等關係在遊民從事一般非法活動和武裝鬥爭的初期（如行竊集團，少數人的打家劫舍），基本上可以做到。當買賣做大了，或鬥爭發展了，就需要制度來維護集團的“工作”效率，以及集團的存在與發展。這時候所謂“兄弟關係”就要突出“長幼有序”的一面，不能胡亂來。“兄弟關係”逐漸變成只存在於口頭的口號，其實質已經是“上下關係”了。梁山的一百零八將中不是也有“天罡”、“地煞”之別嗎？而且“天尊地卑”又是合乎自然實際的。梁山泊每一次增加新的血液的時候，都排一次“座次”。第七十一回天門大開，“石碣”從天而降，揭示出“天罡”、“地煞”的名位之後，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氣對眾頭領說：
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上蒼分定位數，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眾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
這位鄆城小吏也學著皇權專制統治者的樣子，神道設教，要兄弟們服從上天這種“上下有等”的安排。當然，如果鬥爭再發展，根據地擴大了，需要建立類似政府性質的機構時，遊民們自然而然要向“貴賤有別”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明王朝不就是走的這條路嗎）。因此，從“長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貴賤有別”，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
近世論者頗愛樂道梁山好漢們的“經濟平等”，實際上，這種平等只是財物的均分，也就是盜蹠所說的“盜亦有道”，“分均者，仁也”。《淮南子？盜應訓》。遊民們不事生產，他們的思考不能達到生產領域，因此，作為經濟平等的生產資料的共有問題不可能提出。他們嚮往的只是金銀財寶，“人均一份”，而且，這個“人”只包括“眾頭領”，小嘍羅們是不在其內的。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27）
梁山好漢們的社會理想的閃光部分是他們對於不同個性的容忍和對於人盡其才局面的嚮往。一百零八將在進入梁山以前，他們的社會地位、人生經歷、文化教養都有很大不同，性格也是千差萬別的，除了“假文墨”、“大頭巾”外，一切都能“求同存異”。作者主張，“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也就是說，他提倡不同個性的人們要學會互相容忍和理解。柴進和李逵從出身到性格都是天差地別的，作者不僅賦予了他們相同的綽號（李綽號“黑旋風”，柴綽號“小旋風”，這裡包含有要柴向李靠攏之意），而且讓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他們之間雖然對與殷天錫講理一事有不同的見解，但還是能夠做到相互關照，表現出兄弟情誼，並未因性格不同而造成衝突。其他如朱仝與雷橫，楊雄與石秀，林沖與魯智深，戴宗與李逵等等，都是性格上有較大的差異而又能互相理解，從而相處很好的範例。這些即使到了現代，仍然給人們以啟示。
浪跡江湖的人們都有一定的才幹，否則就不能存活，被淘汰掉。他們希望在理想的社會中，人們的特長和才幹得到充分的發揮（從對才能的看法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確是遊民，他們把能“偷”能“騙”也看成特長，一律加以讚美）。梁山泊是能夠根據人們的材質使用人才的，不過這有些士大夫色彩了，也許它更著重表現了遊民知識分子的願望。
遊民的社會理想帶有空想性質，這種人際關係只能在遊民團體中短暫地存在，但是它卻使後世的遊民對此無限神往。
上面比較系統地敘述了遊民性格特徵及其思想意識的特色，並分析了他們的人生追求。遊民最突出的除了其攻擊性性格外，就是對人際關係的注重，因為這是他們求得生存和發展的關鍵。這一點在近代遊民領袖那裡表現得尤為突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炙手可熱的###會頭子杜月笙有句“名言”：“我一生吃‘三碗麵’——臉面、情面、場面”。他說得很“精闢”。這“三碗麵”體現了杜月笙在人際關係方面的刻意追求。“臉面”是一個遊民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關鍵。所謂“臉面”也就是要體現出闖蕩江湖的“英雄氣”來，還要顧及江湖上的規矩，否則就不被江湖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