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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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遊民的鬥爭生活。因此，對“梁山泊”這個戰爭據點和梁山好漢群體的描繪是體現了遊民的社會理想的，根本談不上所謂“革命農民”的理想。

社會理想乃是指對未來社會組織的設想。社會組織是人們交往的產物，但是，它不能脫離物質性的生產活動。而遊民大多是不從事生產活動的，有的甚至厭惡生產勞動，因此，從根本上來說遊民是談不到社會理想的。我在這裡所說的遊民的社會理想，不過是他們的關於人際關係理想的放大。當他們要從事某種冒險性很強的事業時，需要從鬆散的群體組成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集團。當他們沒有這樣集團時，也許會想結成這樣集團、或加入這樣的集團以滿足自己的願望。有的研究者就把遊民的這種嚮往看成是他們的理想。

《水滸傳》所描寫的梁山水泊的武裝集團的組成及其原則，就反映了上述的遊民的社會理想。其實這表現的完全是他們對理想的互助團體的模式。

梁山泊只是一個與政府相對抗的武裝團體的據點，並不具備社會的所有的功能（特別是沒有生產的功能）與特徵，但它以其獨特的人際關係，不僅為宋元時期的江湖好漢所神往，亦成為後世遊民理想之所在。當遊民組織化以後，許多遊民就直接把他們所依附的遊民團體稱為“梁山”，把它看作自己的希望與依靠。《水滸傳》第七十一回，作者用生動的語言把梁山泊好漢的關係作了概括的描繪：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鬥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認性同居；或筆舌，或刀槍，或賓士，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沒奈何著一個“聖手書生”，聊存風雅；最惱的是大頭巾，幸喜得先殺卻“白衣秀士”，洗盡酸慳。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時常說江湖上聞名，似古樓鐘聲聲傳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個個牽連。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

這段話除了說明梁山泊集團的成員朝夕相見，交流機會極多，從而形成了極親密的關係之外，又指出他們在思想上都能以“忠誠信義”自律，遵守遊民的道德理想，所以梁山泊才能有很強的凝聚力。這篇通俗的駢文還反映了遊民對“平等”的理解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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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26）

遊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對社會的不平感觸十分深切，他們期待打破世俗的階級分野和等級制度，代之以“一般兒哥弟稱呼”（實際上平等遠不是個稱呼的問題），遊民認為這就是政治或社會的平等。皇權專制下的統治者把君王與臣民之間的統治和壓迫的關係比擬為父子關係，嚮往平等的遊民便把理想的人際關係擬之為兄弟關係，但兩者都沒有擺脫宗法社會及其觀念的束縛。遊民，特別是從事不正當“職業”的遊民，他們原始的平等觀念實際上是把社會上存在著的各個等級、各種職業的人們全都降到遊民的等級上來，也就是把他們都變成不事生產，不理家業，整日“成甕喝酒，大塊吃肉”的一群。或者說，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規範的李逵提高到林沖、柴進那樣有文化修養有文明規範的水平上去，而是把林沖、柴進降到李逵的水平上來。這種“平等”往往是很悲哀的，它不僅意味著文明的倒退，也抹殺了人們個性的差別。雖然《水滸傳》的作者主觀上承認這種差別，甚至提倡互相容忍，實際上在遊民團體或是遊民為主流的團體中這是不可能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太重視“人心”的，莊子就說過，“中國之君子明乎知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莊子？田子方》，《諸子整合》本。古代通俗敘事文學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梁山好漢大團圓排座次，全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之後，人們（特別是較有教養的人們）心裡怎麼想，根本沒有寫。也許他們覺得沒有必要關注。這些在充滿遊民意識的作者的心中不會有任何地位，“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不重要的，上梁山了，梁山好漢排座次了，這就是一切。而且梁山上根本不給文化層次較高的文人以地位，他們在《水滸傳》作者的心目中是“假文墨”、“大頭巾”，就一個“白衣秀士”王倫，還把他殺掉了事。對於文士，《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