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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仇報的醜類，最後都極悲慘地丟掉了性命，這正表現出遊民對於忘恩者的深惡痛絕。
“義氣”在江湖上是聯結遊民群體的紐帶，它的重要特徵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艱危與共，彼此關照。在江湖遊民們的眼中，梁山的生活是極幸福的，梁山是他們嚮往的聖地。第十五回阮小五讚美在王倫統治下的梁山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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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20）
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
誰說生活貧困、經濟不發達就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呢？遊民所向往的梁山不僅解決吃喝問題，又有自由，這樣才“如何不快活”。心胸狹隘的王倫被火併以後，梁山上的頭領採取開放政策熱誠歡迎江湖好漢入夥，他們稱之為“聚義”。從表面上看，好像是為了“正義”聚在一起，實際上是遊民們把單個力量合在一起，相當於現代的“集資”，有了雄厚的資本才能幹更大的買賣；“聚義廳”也就是買賣得手之後，“論秤分金銀”的地方，相當於當時商號的賬房，不要把它想得過於神聖。如果哪位兄弟蒙難，他們也會捨命相救。宋江陷在江州，梁山好漢不避危險長途跋涉數千裡到江州冒死去劫法場，救下了宋江、戴宗，大敗了江州兵馬，梁山的“義氣”發揮到了極致。當然這個大動作也等於一次廣告宣傳，說明梁山是遊民們可以信賴的地方，可以成為他們的歸宿。
我們說，“�義氣”的本質是遊民求生存的道德，因此對於一無所有的遊民來說，這種道德真實的內涵就離不開實際利益。可是像其他許多階層的最被尊崇的道德一樣，它既然為眾多的遵奉者長時期地崇拜，也必然會產生出超越性的一面。“義氣”也是如此，它也可能在少數遊民心中從實際利益中超脫出來，表現為對同命運者的關愛。《水滸傳》中也以生動的筆墨描寫了這一點。許多江湖好漢之間也存在著感人的“義氣”，如宋江與武松，戴宗與李逵，武松與張青、孫二孃，解珍、解寶與顧大嫂、孫新、樂和，石秀與楊雄，朱仝與雷橫等等。特別是寫魯智深與林沖，在他們相識結拜以後，林沖屢遭劫難，最後發配滄州，魯智深暗中千里相隨以保護林沖的安全，他說：“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對此作者讚美說：
最恨奸謀欺白日，獨持義氣薄黃金。迢遙不畏千里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這是《水滸傳》中在描寫“義氣”時最少與實際利益相關的篇章。它表現出遊民道德也可能在少數人身上與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結合起來，顯示出其超越性，儘管它不會在遊民中形成主流。
“義氣”是江湖好漢們的粘接劑。因為“有情有義”，他們走到一起來了。只要有了“義氣”名聲，便可以走遍天下，暢通無阻；如果不講“義氣”，在江湖上則寸步難行。這一點幾乎成為後世武俠小說的俠客活動的通則。江湖好漢在“義氣”的感召下到梁山入夥。如楊林所說，公孫勝因感“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樊瑞也認為“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可見梁山泊的興旺發達是由於它的主持者注重“義氣”，再加上一些策略與手腕，這樣就能把江湖好漢團結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反社會的力量。與此相對照的是梁山第一任寨主——白衣秀士王倫，因為他心胸狹隘，嫉賢妒能，不能容人，將他的恩人柴進推薦並主動要求入夥的林沖都拒之門外，這樣不僅不能使梁山泊發展，自己也終於被火併掉，連強盜也做不成，為後人所笑。這是不講“義氣”不能立足江湖的鐵證。
③作為“義”陪襯的“忠”
遊民和遊民群體有著強烈的反社會傾向，作為遊民的道德理想的“義”和“義氣”必然為主流社會所不容。因此，反映遊民意識的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要想面向社會和受到主流社會的聽眾和觀眾的認同，必須要用被主流社會所認可的觀念和意識加以調和。於是，在“義”之外，《水滸傳》和《三國志平話》中還強調“忠”。
在“水滸”和“三國”故事的發展與形成中，正是民族矛盾特別尖銳的時期，先有遼、金、西夏，後有蒙古，整個社會面臨著異族的侵略與壓迫。這時，人們談論“忠”有一種特殊含義，它意味著擁護漢族統治者所建立的宋王朝和反對外來的侵略與壓迫。《水滸傳》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間大字刻本，名為《忠義水滸傳》；1975年所發現的早於嘉靖本的《水滸傳》殘頁，名為《京本忠義傳》。兩者皆以“忠義”相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