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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這種“報”不是人們期待的結果，而是必然的結局。那種施恩望報、錙銖必較是為輿論所鄙視的。《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的句子，就是批評“有勞者望報過甚”的。佛教的傳入，引入了因果報應說，報應在佛家看來也是一種必有的結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而遊民卻是把“報”看作行事立身之本的，並作為他們奉行的重要道德之一。“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也是與“出門靠朋友”一樣流傳廣遠的走江湖的人們的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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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9）
闖蕩江湖的人們講究“義氣”，不是單純的奉獻，而是一種投資。雖然它並不希望具體的受施者的回報，卻希望得到江湖——遊民群體的認同，得到他們的讚許，為他開闢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對頭多一道山”，就是這種意思的明確表達。具體的受施者如果能夠回報施予者，當然更是施予者所熱望的了。《水滸傳》中連宋江這樣有眼光有氣度和具有領導才能的人物，在其心中對於自己在江湖上的投資也是有明確地計算的。這正像錢鍾書先生評價楊萬里的詩所說的，他是“老於世故的交際家，只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也不含糊”。《宋詩選注？楊萬里》。宋江論身份只是一個鄆城小吏，平常“官吏”合為一詞，實際上，宋代“官”與“吏”大有區別，“官”貴“吏”賤，而且吏人不能入流做官，甚至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比“四民”還不如。透過正常途徑很難發展，爬上高位；可是他“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他的志向與他的社會地位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他要發展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兩道之間，廣泛“接交天下豪傑”，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這正像皇權專制時代的武將們養寇以自重一樣。這一點在《水滸傳》中有非常具體的描寫。例如，他在家裡挖了地窖，“又恐連累父母，叫爹孃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可見他結交江湖朋友不是由個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興之所至，而是謀求個人發展的一種手段。他為幹非法活動所作的周密的準備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這說明宋江非常懂得為誰投資和怎樣投資才能得到更多的回報，而又避免風險。
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不僅款額巨大，而且背景通天，是關係極其重大的案子。當案發之後，宋江得知，馬上通知晁蓋。他說，“我舍著條性命來救你”，的確不是虛語。但這也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筆最大的“義氣”投資，是指望回報的。晁蓋、吳用這些江湖上的精英是完全懂得這一點的，他們在梁山上立住了腳以後，馬上就想到“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以報答他的搭救之恩。宋江作為一個小吏之所以那樣有錢，不知道收到過多少筆這樣的回報。我這樣分析，是不是誣衊了梁山好漢們的“義氣”的純潔性了呢？不是的。宋江曾多次向江湖朋友宣揚此事，以梁山的恩人自居。在江湖上，他向人表白：“晁蓋是我們的心腹兄弟”。在發配江州的路上，他更是把“救晁蓋一節備細”地說給與他邂逅相逢的每一個江湖好漢聽。論者或不關注這些細微末節，或認為這是在刻劃宋江的“虛偽”和“權詐”，殊不知《水滸傳》作者在寫到這些時並無貶斥之意，他是認真地把宋江當作有情有義禮讓謙虛的君子來寫的。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評價的分歧，是因為作為遊民知識分子的作者，這裡不是指最後的寫定者施耐庵，而是指最初演說宋江故事的江湖藝人。和受了現代教育的評論者或舊日文人士大夫讀者的價值觀念不同的緣故。文人士大夫認為君子施恩濟人不能期望報答，如果期望報答則近於市儈小人；今日的評論者則以為“農民起義”筆者並不認為《水滸傳》是寫“農民起義”的。的領導就應該正直無私，一心為了起義事業；這種評論現在看來不僅有隔世之感，而且那樣可笑。而《水滸傳》的作者認為，期望回報是完全合理的，這是“以利為義”思想的延伸。林沖、武松都是書中著力歌頌的“義士”，他們都是主張有恩必報、有仇必復，決不含糊的。對於那些不知報恩，甚至是恩將仇報的人，作者是深惡痛絕的。清風寨知寨劉高的妻子和李鬼夫婦都是這種不知報恩，甚至是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