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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以致有的學者如嚴敦易、王利器、孫述宇等。認為《水滸傳》的創作與北方淪陷於金人之後，堅持抗金的“忠義人”有關。不管這個論點是否成立，從《水滸傳》的名稱上，就反映了遊離於社會之外的遊民對於主流社會所肯定的道德的認同，這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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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21）
“忠”的本意為發自內心的忠誠。先秦時不完全是“事上”的觀念，朋友之間有時也用“忠”去規範，孔子就有“為人謀而不忠乎”的告誡。戰國之後，它完全變成了單純的“事上”的道德觀念，所謂“臣事君以忠”。這本是孔子的話，但在此語之前還有“君使臣以禮”，秦代以來專制制度的發展強化，拋棄了前一句。“忠”是無條件的、無償的、單方面的，是在下位的人們對在上位者應該盡的義務。宋代，皇權專制主義進一步加強，竟發展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地步。這一點顯然是脫離了宗法網路的遊民們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上”，對於不存在的東西怎麼去事奉呢？然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水滸傳》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漢，還經常談論“忠”，而且是對宋王朝，對“趙官家”的“忠”，並常常把它掛在口邊。我認為這些往往是帶有調侃性質的門面語，不能認真對待，否則就會上當。例如，《水滸傳》中第一次大規模的對抗政府的行為，是在“生辰綱”案被官府發現以後，派何濤觀察與捕盜巡檢緝捕他們歸案時。此時，晁蓋等人已經逃到阮氏三雄所居住的石碣村，官兵追趕，隨之而至。在吳用指揮下，阮氏兄弟先各駕小舟在湖中引誘官兵，阮小五唱了一支“嘲歌”：
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然後把來圍剿的官兵大罵一頓，鑽水而逃。過了一會兒，阮小七也駕舟而來，同樣唱了一首：
老爺生成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讓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閻羅阮小七這類處於社會底層的人，首先打出“忠於”趙官家的旗幟是令讀者感到不倫不類，甚至有點可笑的。因為這些人不僅殺人不眨眼，不能見容於主流社會，而且沒家沒業，說話不必對誰負責，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人物，這種“忠心”能作數嗎？即使真的作數，“�趙官家”也不會認可的。在皇帝老倌眼中，如果任何一個芝麻綠豆大的人物都有處置他們所認為的“酷吏贓官”的權力，那還了得，豈不是要弄得天下大亂，“國將不國”了嗎？
其二，“忠”作為“事上”的觀念，在宋代儒生眼中，它是絕對的，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可是《水滸傳》江湖好漢們心目中的“忠”，卻是一個可以商討的，可以“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問題。這一點在《西遊記》裡表現得更為明顯，孫猴子被招安時與玉皇大帝討價還價。在這些江湖遊民還沒有落草的時候，他們所想的就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在這裡，盡“忠”已經不是臣民應該絕對遵守的義務，他們已是與“趙官家”對等的雙方，所持的也是“有往有來”的態度，彷彿是買方與賣方。這時“忠”已經很接近“義”，甚至可以說，它不過是“義”的放大而已。用句通俗的話說，遊民們認為可以盡“忠”，但必須是有利可圖的，其反面意思則是無利則不能盡忠，這種態度是當時的主流意識，特別是帶有絕對專制主義色彩的程朱理學，決不可能認同的，“趙官家”更不會接受。
其三，《�水滸傳》最為國內學者所詬病的就是寫梁山好漢被招安，然後去剿滅其他不肯受招安的“盜匪”，並認為這是宋江等人“忠君”思想發展的結果，也是對農民起義事業的背叛。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出，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思想觀念雖然在人們的行為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對一些人，這些人在任何社會也是少數，相對說來，文明的進步可以使這類人增多。甚至可以起決定作用，但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還是實際利益驅動人們的行為。遊民為什麼要造反？農民為什麼要起義？對於個人來說，原因可能千差萬別，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就是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了，只好鋌而走險，或可獲得一線生機。他們造反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死。實際鬥爭中，明智的造反領袖也是時時刻刻在尋找機會，把隨同自己的兄弟們帶入安全的港灣。在皇權專制社會里，遊民們的武裝鬥爭和以遊民為核心的農民武裝起義，其前途不外有三：一是推翻舊的王朝，建立新王朝；二是被朝廷剿滅；三是被朝廷招安。當然第一結局對起義的參加者來說最好，歷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