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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約佔四分之三，其中處理官員們貪贓受賄、科斂害民等罪行的，約一百二十條左右，佔全部條款的一半多。可見朱元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在處理官員的貪汙受賄的問題上，他是寧嚴勿寬的。在《大誥續編》“罪除濫設”條中，提到如何處理遊民混跡於衙門作為編外吏役害民時說的一段話，很能代表朱元璋在取得政權後對於加強社會控制的理解：當時松江、蘇州兩府有一兩千遊民幫閒於官府，“�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這些人或是訟棍，或是幫助官府看管、羈押、捉拿犯人的。在朱元璋看來，他們“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這些人如果不加重處罰，則使老百姓不得安生。他說：
刑此等之徒，人以為君暴；寬此等之徒，法壞而綱弛，人以為君昏。具在方冊，掌中可見，其為君者，不亦艱哉！
從朱元璋這段話的語氣和對官吏的處理看，他是寧肯做“暴君”，也不做“昏君”的。他不僅察察以為明，而且查出之後，採取屠殺政策，認為這是一了百了，也真是“智者千慮”。明太祖歸天之後，給他的繼承者造成威脅的，不是民，更不是官，而是他分封作為“國之干城”的諸王。反抗中央王朝，並最終奪取了皇位的是燕王朱棣。
朱元璋迷信強制手段對社會的控制力，實際上就是迷信暴力，認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明王朝在有了模仿《唐律》但比《唐律》嚴密和殘酷的《大明律》後，還覺得不夠，又制定了嚴厲的“家法”——《皇明祖訓》，教導其繼承者如何實現有效的統治。對於特別不放心的開國功臣及其子孫，朱元璋制定了《鐵榜》，榜中的“訓誡之詞”的核心就是要他們謹遵作為臣子的本分，警惕“高危滿溢之禍”。胡惟庸、藍玉案以後，朱元璋又鑑於以往的教訓，編制了《稽古定製》，目的是“嚴公侯奢侈逾越之禁”。朱元璋還覺得條律不夠嚴密，於是又有《大誥》的編制。另外還有很難統計的也帶有強制性的律令，如洪武時在太學臥碑刻石上的關於秀才的十二條“禁例”，又如洪武二十三年頒佈的刻在衙門裡的《責任條例》等。在多如牛毛的各種法令之外，還有法令化的“禮”，例如不同等級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戴什麼樣的帽子，住什麼樣的房子，都有細緻的規定，對於不遵制者也要繩之以嚴刑峻法。總之，作為皇帝的朱元璋要用法令把全國一切人的一切行為管起來，按照不同的等級，整敕劃一。如他自己所說：
朕自定天下以來，立綱陳紀，頒佈天下，有年歲矣。至若官民房室，墳塋碑碣，亦嘗斟酌前代，著畫一制。
《稽古定製書序》
甚至連農民什麼季節耕作，什麼時間出工，都由皇帝作出了規定。在《教民榜文》中說：
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老人點閘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
朱元璋用法令編織成一個網，籠罩了整個社會，他深信這種強硬控制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唯一的手段。他把整個中國管成一座大監獄。不用說這種管理並沒有使社會不發生動盪，退一步說，就算它帶來了安定、穩定，難道人們的在安定、穩定的大監獄生活就是值得追求的幸福嗎？
朱元璋力圖運用嚴刑峻法強制規範臣民，他深信皇帝的意志力量“無所不能為”、“無所不可為”，無限誇大暴力和懲治的作用，而且把極殘酷的肉刑作為矯正不良行為的圭臬。因為武力反抗的一路成功使得新朝上下都相信暴力萬能主義，朱元璋就認為只要有充分的力度、有長期不懈的關注，任何規範都是可以貫徹下去的。實際上，規範過多過細，有些與民風習俗相沖突，不為廣大民眾所認同，使得法律的執行十分困難，即使藉助強大的暴力得以貫徹於一時，當這種強力消失以後，其規範也會馬上失效，甚至會出現骨牌效應，連累了那些規範合理的事情。規範如果沒有可行性，規範了等於不規範。惡法不僅增加了實施法律的難度，而且造成一批本是守法良民者去鋌而走險。老子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說法，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這與遊民的有意識地破壞規範，簡直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了。
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4）
2�從替天行道到皇極意識的轉變
前面我們對《水滸傳》裡梁山好漢們所倡導的“替天行道”的實質作�過分析，“替天行道”的主體是誰呢？自然是那些敢於造反的遊民英雄。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後，在較為堂皇的場合中，談到最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