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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2）
朱元璋多次警告人們不要“首亂”（不要帶頭鬧事）。他說，“古語云：‘天不與首亂’”。又說，“《春秋傳》曰：毋首亂，首亂者必不能享其福”。《全明文一》卷二一，《諭故元國公白瑣住書》。他還說：
民有厭居太平而好亂者，考之於漢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嗚呼惜哉！此等愚民，屢為造禍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滅者多矣。
他還例舉了歷代“首亂”之人：
如此好亂者，遭如此苦殃，歷代昭然，孰曾警省。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
《大誥三編》
“殃歸首亂，福在殿興”，這個結論的目的是告誡當代，所謂的“福在殿興”，意在表明，他這位後起事者不是鬧事，不是擾亂天下，而是為了“救民”，與首倡亂者有根本的不同。朱元璋多次提到自己能得到天下是天命眷顧的結果，為此，他還製造了許多神話，這在《紀夢》一文中就有詳細的描寫。朱元璋反對首亂的主張，與他承認元朝已經失去天命必為他人所替代的合理性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既然元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人，儘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首創之功是不容否定的。司馬遷就熱情肯定了“首事”“發難”，歌頌了沒有獲得成功、又有許多缺點的陳勝、吳廣，公正地評價了他們二人對於“卒滅暴秦”的巨大貢獻。而朱元璋的“首亂不祥”完全是既得利益者的主張，實際上沒有韓山童、劉福通在黃河一帶首亂，帶領民眾艱苦奮鬥，成為朱元璋的北方屏障，阻止元朝大軍，也就不會有朱元璋的成功。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還用韓林兒年號，本年十二月暗害了韓林兒，次年才稱“吳元年”。此時的朱元璋毛羽已豐，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反元力量，便與首義者斷了關係。朱元璋對於“首亂”分子的聲討完全是從現實的政治利益出發的。他怕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脅，便竭力加強社會控制，對敢於反抗者，他認為這影響社會穩定，更重要的還是對明政權的威脅，因此，對此決不容忍，他採用了嚴刑峻法。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節已經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朱元璋認為要搞好社會控制，就要抓住兩種人，一是社會下層的普通百姓，特別是農民；一是官，特別是在基層的地方官。他看到過元朝末年老百姓冒險“從亂”的情景：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兇，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大誥三編？造言好亂》
如果老百姓樂於“從亂”到如此地步，那時不管是什麼樣的政權都要垮臺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朱元璋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首亂”者的引導，他認為在這些“亂雄”的帶動下，即使是非常老實的平民百姓，也都“聞作亂翕然蜂起，其亂雄異其教，造言以倡之”。因此，朱元璋經常講要嚴厲打擊“首亂之人”。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官逼民反。這一點，朱元璋也是親聞親見的。在《大誥？武誥》“耿良肆貪害民”條中言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與布政司官、府州縣官勾結：
生事作為，百般科斂，將百姓每害得荒了，以至連年嘯聚不已。及他事發，差人拿問，共計二十八招，都是害軍害民歹勾當，因此上取回他來打殺了。及打殺了他，廣西的百姓都安然無事，也不反了。這般看來呵，那是百姓每要反，則是被他逼凌得沒奈何了，所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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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3）
這是符合實際的。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只要有一線生機，也不會冒險作亂。為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朱元璋認為必須把官吏管好，使他們不去坑民害民，保持國家的穩定。應該說《大誥》三編主要是管官吏的。《大誥？武臣》是管武官的。《大誥》正、續三編共二百零一條，專講和同時涉及到官吏犯法的共一百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