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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起事的動機時，就頗有些“替天行道”的意味。他說：
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朕本布衣，因元綱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騷動，遂全生於行伍間，豈知有今日者邪？繼而英俊來從，乃東渡大江，固守江東五郡，日積月增，至於數十萬，修城池，繕甲兵，保全生齒，以待真人。
《逆臣錄序》《全明文一》卷三三。
此段話意為起事之時，朱元璋並不認為自己獲得了上天的眷顧，因而自己只是“替天”暫時“行道”，以等待真正接受上天眷命之人。當然，這是門面話，是不必認真對待的，但也反映了他對“天”、“民”和自己關係的理解。“替天行道”的目的是“救民”，因此，在遊民的造反活動中幾乎都是以民眾的代表自居的，彷彿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冒死走上造反道路的。言外之意，就是因為我救助了百姓，自然就受到了上天的眷顧，從而獲得了“天命”，登上最高位置。
皇極意識是指皇帝至尊、皇權至上的觀念。自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君主一直處在社會的峰巔，臣民按照地位的不同，分門別類地匍伏在他的腳下。人們在“君權神授”的觀念薰陶下，把君王視為天之驕子，代天行權，按照天意統治人民。因此，歷來君主都感到自己是天生的“聖人”，是“口含天憲”，“絕對神聖，莫我可逆”的。君王們還認為，是上天把世間萬類萬物交給自己統治，自己當然也就是世間萬類萬物的代表者。這兩點在朱元璋身上也有極強烈的表現。
要臣民們絕對服從皇帝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要臣下心口一致地承認朱元璋的金口玉言都是絕對真理，這便有了幾分難度。何況朱氏出身低微，又沒有文化，其自卑心理特別嚴重，即使臣工們真心實意地認同他，不敢違逆，朱的內心也難平疑惑。朱元璋的大臣之中，名儒碩學比比皆是，這更給朱元璋的心理造成很大壓力。在朱元璋沒有稱帝之時，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發展，這個問題尚未排上日程，對這些名儒還是滿口“先生”。例如在《慰劉基書》、《諭劉基書》中稱劉基為“老先生”，甚至有這樣的句子“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見《全明文一》卷三四。當然這是客套，但也確實表現了朱元璋在用人之際，對文人士大夫保持了應有的禮貌，以顯示自己禮賢下士的風度。到了建國以後，特別是天下統一、政權穩定之時，朱元璋對文人士大夫的態度大變，其重要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了。不妨再以劉基為例，在任命丞相的問題上，朱與劉有了分歧，劉向朱元璋陳述了自己對朱想委任的幾個人的真實看法，朱便認為劉阻撓他人，自己想擔任這一職務。劉基意識到朱元璋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於是，辭職歸田。朱在《賜誠意伯劉基還鄉》一文中就頗有些殺機地說：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交絕，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從中可見這位出身草莽的皇帝對一些確有長處又好表現（如道德文章的長處）的臣子的憎惡。那些有才華的臣工們就不能不有所收斂。錢謙益說劉基的詩歌創作在入明以後出現倒退現象，就是一例。
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彷彿在文章上也要與文人士大夫一爭高低，他特意寫作了一些書序、遊記、哲學或佛學短論之類。從朱元璋所遺留下的《文集》來看，很難斷定哪些是他自己寫的，哪些是出於館臣的捉刀代筆。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文人士大夫往往不能代替自己盡言。如《皇陵碑》一文序中就說：
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
從遊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5）
《全明文一》卷一二
這可能是真的，然而除了一些敘述自己經歷的文章較文人士大夫的文章稍有感情外，其說理文大多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朱元璋的文章多富於氣勢，如高屋建瓴。連趙翼都說其：
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文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
《廿二史札記》
我們從其中的一些文章來看，朱元璋參與寫作是有點不讓文人士大夫專擅此長之意。朱氏文章的許多地方表現出他對古代和當代文人士大夫的藐視。如《闢阿奉文》諷刺當代的文臣，說他們還不如唐代婦女在皇帝面前敢說真話，“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他以為這樣便汙辱了當時的儒臣，可是在後人看來，唐代宮中婦女之所以敢說話，那是由於政治環境寬鬆造成的，明初的儒生只能歌功頌德，因為朱元璋只允許他的臣民唱讚歌。《駁韓愈頌伯夷文》、《辯韓愈訟風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