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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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湯和，或是遊民，或是在山上落草的強人，就是被寫成隱士的徐達（實際上徐達是出身下層社會，並非隱士），其行為語言和為人處事的方式也近於江湖遊民。這些人物構成反元集團的主體，建立了大明王朝。雖然這是文化很低的江湖藝人對於這次改朝換代的理解，然而，從宏觀上來說，它還是遠比以天命為本位的《英烈傳》更真實。《朱元璋》雖然滲入了許多現代整理者的思想意識，但它與《大明》的相同點是在描寫到朱元璋集團時突出其成員的遊民性質，把他們寫成江湖人。書中的主要人物如胡大海、蔣忠、華雲龍、花雲，都是帶有鮮明的遊民特點的。甚至把朱元璋集團中一些較為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如李善長、劉伯溫、孫炎，也都寫成類似陰陽先生、遊方道士、策士等近於遊民知識分子的人物。這兩部書與《英烈傳》有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是它把故事的側重點放在朱元璋正式舉起義旗之前，這正是他們集聚力量的時期，各路英雄好漢透過種種途徑集聚到朱元璋的周圍。這種類似《水滸傳》中好漢聚義的故事是屬於“短打”型別的，它帶有濃厚的江湖色彩。這與《英烈傳》中主要描繪正式的武裝集團的攻城略地是有很大不同的，後者更近於“士鼓金馬”。《朱元璋》中追隨朱元璋的梅思祖開口就是“我們江湖人”如何如何，這既代表了江湖藝人對於這次改朝換代的理解，又反映了朱明領導集團確實是以遊民為主體的。朱元璋自不必說，他部下的重要將領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華雲龍、湯和、俞通海父子等等，從歷史記載來看都是遊民出身。這些人或是沉淪遊蕩在社會底層，或是佔山為王，或是職業的秘密宗教的組織者和傳播者，他們遊離出宗法網路之外，沒有任何牽掛，有著強烈反社會的傾向。在社會大動盪中，他們是最積極的勇敢分子，自然也就成為朱元璋武裝反元集團的骨幹。從這一點上來說，江湖藝人們的創作要比《英烈傳》更為真實。

通俗小說中的朱元璋集團（3）

《大明》和《朱元璋》也與其他反映改朝換代的江湖藝人的創作一樣，他們把接近歷史事實的《英烈傳》演繹為英雄傳奇。由於這個時代是遊民登上政治舞臺，而且極其活躍的時代，遊民們確實也改變了歷史的面貌，使自己成為新朝的貴官。因此，江湖藝人對這個故事的理解要比在書坊之中照抄史書的“小儒”更深刻一些，儘管他們所演說的細節可能不那麼真實。江湖藝人把遊民大顯身手的故事傳播到民間去，並且把這些書中所宣揚的遊民意識散播到各個階層，使那些不安於現實的人們有個參照，成為自己努力的座標。

遊民社會的話語體系（1）

從古以來，我們見於書面的只有一種話語體系，那就是主流社會的話語。這些不僅充斥於經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種著作之中，也流行於老百姓的口頭。久而久之，成為一種集體認知（許多情況下還是集體無意識）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馬克思的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是如何實現的呢？就是透過對話語權的掌握實現的。從《水滸傳》開始，出現了一整套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造反者的話語體系。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作者編造的，最初這些話語也一定活躍在廣大遊民口頭，經過江湖藝人的總結提煉，並寫成了文字，編織在通俗著作裡，透過各種渠道流播到廣大民眾之中。這種話語與主流話語一樣，也是蘊含著特定的思想意識的。《水滸傳》所提供的與傳統悖謬的思想意識，許多也是透過話語的流播實現的。

經過五六百年的流傳，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不覺得《水滸傳》在話語方面提供了什麼新東西。這一點只有透過文學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來。這裡我們選一些對後世影響較大的詞語作些分析。

甲。好漢

“好漢”這個詞雖然不始見於《水滸傳》，但是它在此書中的獨特含義被後世的下層民眾所接受。“好漢”在唐代指讀書有成之人，如狄仁傑。《水滸傳》出來後，“好漢”的意義改變了。《水滸傳》中這個詞不僅只與“武”聯絡在一起，而且還帶有不遵守國家法紀，專幹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對“好漢”的理解，實際上是遊民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這種自我肯定和評價，由於《水滸傳》的藝術感染力量，得到廣大受眾的理解與認同。因此，自“水滸”故事普及以後，社會公認了這個用法。於是，“好漢”之名，流播天下，不僅通俗文藝作品使用，而且也用於現實生活。為那些處於社會下層、又不甘於窮困以沒世、並有幾分強力的遊民，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稱呼。凡是敢於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