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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的放矢的。因為身處社會底層的遊民會眾文化很低，他們即使有些關於國家大事的知識，也多來源於通俗小說與戲曲。很少被編入通俗戲曲與小說的西藏或羅剎，他們未必聽說過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徵西魯。一個國家遇有外敵，手足無措，張貼榜文，向民間百姓求救，這在自稱尊賢好士的中國皇權專制時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說特別是反映遊民理想與追求的通俗小說，為了給沉淪下層但具有“鴻鵠之志”的遊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這種情節。“說唐”系列的通俗小說中多有這類的情節。如《徵西說唐三傳》寫薛仁貴徵西，被哈迷國蘇保同毒鏢所傷，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於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領兵掛帥。薛丁山與母親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蓮到長安揭了榜文，封為二路元帥，徵西，大獲全勝。“西魯神話”的作者運用這個情節意在把身為平民的少林僧人與最高統治者聯絡起來（這也表明天地會雖有改朝換代的大志，亦無把矛頭直指清朝皇帝的氣魄），並突出建立天地會先驅們的英雄氣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寫忠奸鬥爭是通俗小說常見的母題之一，特別在講史小說中，它往往是貫穿全篇的主線。忠臣的特點是公正無私，忠誠勇敢，視功名私利如糞土，一心為了君王國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們為了個人私利不顧國家利益，處處陷害忠臣。楊家將、呼家將、薛剛反唐以及東漢姚期、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鬥爭是最能喚起匍伏在皇權專制主義道德規範之下的臣民們的正義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寫成忠於朝廷的義士和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勳的功臣。他們因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這不是犯上作亂而是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這與他們標榜的“反清復明”的宗旨相矛盾，這一點前面已經講到，實際上許多反抗者皆以體制內的受害者自居。這樣他們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體制內群眾的支援，即所謂哀兵必勝者也。“西魯神話”的作者也是遵循著這個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個白石香爐，重有五十二斤。香爐底有‘興明絕淚’四字”。這是一個神話，表明少林寺僧人與明朝後裔結合起來共謀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違背的。古代不僅統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話來欺騙人民，就是社會秩序的反抗者也接過這種策略來激勵自己的鬥志和號召群眾。《水滸傳》中“忠義堂石碣受天文”，就寫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著“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漢“上應星魁”，“合當聚義”。“西魯神話”是模仿《水滸傳》來寫這個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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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會社天地會內幕（5）
第六，�“白石香爐”浮現之後，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義。這與《水滸傳》中“石碣受天文”之後就是一百零八將“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樣。
第七，“五虎大將”這種稱呼法也不見於正史，陳壽的《三國志？蜀志》中只是把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等蜀國最著名的五位武將編排在一卷之中，並無這五人便是“五虎將”之說。後世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的作者，為了讚頌在其作品中出現的英雄，便發明了“五虎將”這個名目，可能與陰陽五行的影響有關罷。這在通俗小說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中皆有所謂“五虎上將”。“五房”之說也是“五虎將”的演變。
以上僅是隨手拈來的幾例。如果細加勾稽還可以為“西魯神話”的情節從通俗小說中找出一些原型來。“西魯神話”是逐漸積累而成的，它在天地會的流傳過程中，日趨複雜，日益豐富，日趨文學化。
如果比較前面幾個先後出現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魯神話”，就越從通俗文藝作品中擷取更多的情節，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還安排人物之間的對話，使之更加小說化、戲劇化。我們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賢一段為例，將“田林本”與“修志局本”作一比較。先將時間在前的“田林本”抄錄如下：
彭元鳳帶領眾師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軍士報與黃門官代〈帶〉朝熙主三呼萬歲。
主問：“臣乃何（處）人氏？姓甚名誰？”
元鳳奏曰：“臣乃河水縣太白山少林寺內修真之人，今聞西魯猖狂，為臣前來領（榜），於〈為〉主人分憂改〈解〉尼〈疑〉。”
主聞大悅，即賜先鋒印。（生）鐵蠲〈鑄〉，記〈計〉重二斤三兩，上有“白山”二字為記。
主問曰：“愛卿要帶多少人馬？”
元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