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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但是像以拯救“天下之溺”為己任，以推行其“仁政”理想而四處奔波的孟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墨子等，這種有超越精神計程車人，和“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的重道輕位者，在脫序計程車人之中只是少數。大多數遊士還是“無恆產無恆心”的，連商鞅這樣開宗立派的法家思想家，在遊說秦國時也是看秦孝公的臉色行事，而缺少堅定的前後一貫的政治主張。他先是說以“帝道”，秦孝公聽了昏昏欲睡，並不開悟；於是他再說以“王道”，孝公仍然沒有興趣；商鞅最後改說“霸道”和“法術”，才受到秦孝公的歡迎。作為法家的一代宗師尚且如此，其末流則不難想象。像那個位至秦朝宰相的李斯，當他被秦二世處死時，把自己比作糧倉或廁所裡的老鼠，還真是有幾分自知之明。這些遊士都是以個人富貴為追求目標，缺少獨立的人格，更不用說孟子提倡的“說大人則藐之”的風度了。
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他的著作中也不是宣傳謀國方略，而是以揣摩人主的好惡為立說之本（如《說難》、《孤憤》等名篇）。我們說法家只有政治操作的權術，沒有超越本身利益的人文精神，是不過分的。這種把權術、謀略視為立國根本的政治主張，對後世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態度也有不良影響，一些缺少超越精神和社會關懷計程車人就把“應帝王術”作為政治操作中的核心去研究和揣摩，使得儒家的“兼濟天下”的精神被消解。
遊士的輝煌與解體�（3）
最能體現遊士精神的，是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思想意識，他們實用主義的價值觀，縱橫捭闔的處世手段，沒有固定是非觀念的認識論，莊子常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實際上他是有是非的，因為他們確實是以“無是非”為“是”，以“有是非”為“非”的，而且極端堅持自己的主張，以此傲視他人。以及更缺少社會關懷，這些對於後世的遊民思想意識都是有深刻影響的。
一個具有悠久文明歷史的民族，在文明發端時期的重要思想體系都會構成這個民族文明發展的“基因”。中國春秋時期所形成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研究者們對這種影響已經作了許多論述。實際上，縱橫家也是中國文化基因的組成部分。縱橫家喜歡談陰謀策略，但是沒有理想和終極關懷。在正常的和平時期，人們蔑視這種思想意識，說它：
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荀子？不苟》
並指出它“妄言亂世”（柳宗元語）。宋濂進一步批評說：
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諸子辯》見《文憲集》卷二七，《四庫全書》本。
這些批評雖然都有道理，但是，在專制主義制度下，那些被統治階級所弘揚的所謂“人類的理想”和“終極關懷”都帶有一定的欺騙性。特別是在非常時期或非常狀態之下，這些平時掛在嘴邊的東西都會拋個精光，此時他們只關心具體操作的手段和事物行為的程序了。在這種情況下，縱橫家的陰魂就會起作用了。那些“理想”、“終極關懷”都會被視為“書呆子的見識”，視為“迂闊”，棄置而不用。另外，遊民中的知識階層也像其他遊民一樣，希望在社會變動中能夠“發跡變泰”。他們對遊士精神，對倡導陰謀策略的縱橫家更有興趣，並進一步把它庸俗化，剝去一切文飾，使之成為遊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士”作為貴族“尾巴”時，本來是有自己的尊嚴、義務和道德觀念的群體，甚至連最殘酷的戰爭中都有必須遵守的規則。如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不殺二毛”，不是什麼“蠢豬式的仁義道德”，而是周初貴族戰爭中要普遍遵守的，它是貴族的尊嚴和榮譽所在。只是到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才被視為可笑之舉。
2�遊士的解體
秦統一以後，士人要依附的政治力量只剩下一家——秦王朝，沒有選擇的可能。而且秦原本是戰國七雄中文化最落後的一國，荀子游秦之後感慨秦國無儒，後世也有“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詩句。在這種傳統氛圍之中，雖然在統一戰爭時秦統治者還暫時優容和爭取過士人，但是一旦統一大業完成之後，秦始皇所採取的就是法家的文化專制主義。如韓非所強調的：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