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一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韓非子？五蠹》
初建立的秦王朝按照法家的主張，用極其嚴厲的手段控制輿論，鉗制思想，不許在下位者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更不準隨意議論，使廣大民眾達到《管子？任法》中所說的那樣馴順的水準：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從官到民都要聽在上位者的話，而且要虛心地聽，不許有自己的一點意見。思想釋出的最後權力在皇帝手裡，全國只要有耳朵就可以了。秦朝統治者只承認政治秩序，並且力圖以“政治秩序來取代文化秩序”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在這種政治環境裡計程車人不僅沒有了選擇權，而且連存在的權利也受到質疑。法家為統治者所設計的理想國中，除了君王以外只需要兩類人，即農夫和戰士。戰士可以保衛統治者和開拓疆土，農民種地織布以保證統治者與戰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都屬於“蠹”（害蟲），均在排斥之列。法家的這種設計也取消了自己，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韓非、李斯皆死於秦，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法家理論上的漏洞與悲哀。法家思想家賦予皇權專制社會的最高統治者以絕對的權力，把他們推到人間最崇高的地位上去，使他們具有決定一切的權力。可是，法家沒有想到，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消滅自己。一切為專制體制進行政治設計的知識分子，最終都是作法自斃。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遊士的輝煌與解體�（4）
遊士自由流動，妄議國政，只能影響專制統治者地位的穩定，自然屬於第一個被打擊的物件。當然，徹底地排斥乾淨以“勞心”為主計程車人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不安分的、具有自主意識的、四處流動計程車人，肯定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秦統一中國之前，就根據法家思想對遊士採取了嚴格的限制，甚至懲罰措施。《雲夢秦簡》中就有《遊士律》一條：
遊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
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
前面是針對外國到秦國遊說的遊士而言，說如果丟失了通行憑證（亡符），要罰一身衣甲之錢，到年底徵收。後面是針對秦本國遊士而言。說秦國的遊士如果出國遊說，就要取消其戶籍，抓到以後，如果有“上造”以上的爵位，要判勞役三年；如果是“公士”以下的爵位或無爵位，要判勞役四年。轉引自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P81。當時秦國還需要外國來的遊士幫他出謀劃策，所以只對沒有證件、來歷不明的遊士略示薄懲以外，別無懲處；而對於本國的遊士，特別是對那些要出國為別國效力者，則嚴懲不貸。從其未統一中國時的法律可以想見其統一之後對遊士的嚴厲。這時已經沒有本國、外國之分了，秦國法律可以適用於全國了。
秦統一後，所有遊士都是皇帝的治下之民，他們若略有活動，大概都要處以勞役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主張在秦朝得以貫徹。商鞅認為國家大權只有君主獨享：“權者，君主所獨制也。”《商君書？修權篇》。反對“釋法任賢”，他說：“夫舉賢者，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商君書？慎法篇》。只要有法律，國家就可大治，“賢者”也不需要，任賢只能導致###。在這種勢態下還要遊士幹什麼？此時，所有士人只有老
老實實“以吏為師”，從小吏做起，為朝廷服務。而且“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韓非子？有度》。耳目口舌只為君主而生，沒有一絲一毫的個人之“私”。這種意識形態徹底斷絕了遊士的生存基礎。
漢朝建立之後，因為採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和異姓王，諸侯國之間有競爭，遊士略顯活躍。特別是惠帝之時廢棄了秦之挾書律，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士人感到了短暫的寬鬆，但是這也如人之迴光返照，像戰國時代的那種輝煌卻永遠不再。經過了文、景兩代推行的“強幹弱枝”政策，諸侯國大多名存實亡，不敢放膽招攬遊士，士人只有為朝廷服務一條道路。當時又加強了對士人的思想控制，漢武帝時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遊士的社會基礎、思想基礎都已消失殆盡，自然就難以生存下去。在這個大一統的時代，士人已經沒有了選擇的權利，他們想“遊”是遊不起來了，只有歸附皇權這一條道路。用人權只掌握在朝廷手中，不管你賢還是不肖，“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此時士人的升沉往往不是憑個人才智，而是憑機遇和對皇權的曲從程度了。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