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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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專制文化的黑暗面塗上了許多亮色，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嘉言懿行，絕大多數是在儒家思想薰陶下產生的。這是一個悖論。試想，如果皇權社會選擇了法家思想作為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話，那麼，古代中國是不是會更黑暗、更醜惡一些呢？

遊民與匍伏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許多遊民無妻無子，沒有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他們脫離鄉土社會，沒有宗親故舊的監督，也就不必顧及面子，更不會有恥辱的感覺。他們是沒有根柢，隨著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這樣也就不必違心地去做顧及臉面的事情。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設定的種種規定。他們很少有固定的財產，有的甚至為一頓飽飯都要費盡愁腸。為此，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們很少有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一些為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蓋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是很“真”的，但是這個“真”很少與“善”和“美”聯絡在一起，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面。如果說儒家思想，特別是早期，抑制、縮小和掩飾了傳統文化中的黑暗面的話，而遊民則對傳統文化的黑暗面起了放大效應。總之，主流社會對於人們的種種規範，如果不是有嚴刑峻法擺在眼前，遊民是不太顧忌的。人們不怕犯罪，而是怕犯罪被抓到。遊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表現出強烈的非規範性。這些我們在《水滸傳》、《三國志演義》、《三國志平話》和其他一些反映遊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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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2）

②強烈的反社會性

這裡所說的反社會性，是指反對當時佔主流地位的社會秩序。人們要生存，必須按照一定的社會秩序和規範生活，否則連最簡單的生產也不能維持，會因為連續不斷的衝突耗費掉人們的所有精力。然而，如果社會秩序出現了當時人們公認的極不公正的現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習慣於遵守社會秩序的人們也會勇敢地起來用暴力的手段反抗和破壞既定的社會秩序，有時在反對舊的社會秩序的同時，還向往或力圖建立一個全新的更合理的社會秩序。這種反社會的行為不僅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而且還會受到歷史的肯定。因此，“反社會”行為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當然也不能完全作褒義詞使用，我在本書中是把它作為中性概念來使用的。遊民是被主流社會丟擲的一群，他們一無所有，謀生艱難，又受到“四民”的歧視，甚至被驅來趕去，沒有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們反抗主流社會和既定的社會秩序幾乎是必然的。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意識到，只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的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歡迎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

遊民畢竟不是革命者，革命者在社會衝突中要改變社會，改變舊有的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甚至要確立一種實現新的社會秩序的規則。而遊民在社會衝突中要求改變的只是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並不要求改變原有社會秩序的規則，更談不到創立實現新的社會秩序的規則。神話小說《西遊記》中孫猴子說的“皇帝輪流坐，今朝到我家”，是遊民社會變革意識的典型概括。在中國近一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社會的中、晚期，充滿了這種衝突。在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不僅有可能透過反社會的###改變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許多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中，不少遊民真的躍上了社會的頂峰，朱元璋及其手下的一批將領就是一例。遊民的反社會行為有其合理性，但是沒有什麼進步意義。

遊民對於社會###是採取歡迎態度的，這與“四民”求穩怕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大不一樣。《水滸傳》和《三國志平話》在開篇都帶著點幸災樂禍的心態來寫社會###的“必然性”。前者是寫“洪太尉誤走妖魔”，任性的洪信，掘開地穴放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導致天下擾擾，社會不得安寧；後者寫輪迴報應——三國三分天下是漢代開國皇帝劉邦屠戮功臣種下的業根所結之果。下場最慘的漢獻帝、伏皇后是暴虐的劉邦和呂后轉世，曹操、孫權、劉備是韓信、彭越和陳豨的後身。當然，作者對天下大亂原因的解釋是錯誤的，但是在其敘說與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