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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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確實也是事實。不僅在漢代如此，後世許多有廣泛影響的遊俠也都與權貴相勾結，甚至為權貴效勞。這還是具有獨立意識的，不藉強勢以欺壓百姓的遊俠。至於那些本來就沒有什麼超越精神，純粹靠遊俠之名以獲取個人利益的遊民，則可以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就是他們的信條。於是就出現了許多名為遊俠，實際上是統治階級鷹犬的人物。如唐高祖時，太子李建成在戰功和屬下將領都遠遜於其弟李世民的時候，為了保住其位置並順利接班，便大量招收遊俠。安史之亂後，地方勢力壯大，一些藩鎮馴養遊俠刺客，謀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鎮的大臣。他們在對抗朝廷和分裂國家的活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中，遊俠也往往充當殺手，從肉體上消滅政敵。這在兩千年皇權專制社會歷史中並不少見，直至清代，還有傳說講雍正皇帝豢養有“血滴子”集團，搞暗殺活動。見瞿兌之《人物制度風俗叢談？雍正訪求毒藥》。因此，儘管遊俠在破壞著皇權專制社會的正常秩序，但皇權專制統治者在非常時刻還是少不了他們。對於遊俠，他們是又需要又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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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為社會良心的遊俠�（9）

遊俠的末流墮落為流氓、盜匪，成為社會的禍害，還頂著“俠客”的美名，具有一定的欺騙性。許多本來就是流氓的人物也以“遊俠”自居，在社會上招搖撞騙。另外，遊俠有很大的能量，他們多數有武功，有膽量，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還有與社會抗衡的經驗。這樣，在遊民騷亂、市民抗暴或農民起義之中，他們往往會成為中堅力量，成為領導層面的人物。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1）

1�遊民的群體性格

①脫離角色位置以後

遊民是脫離了社會正常秩序與社會網路的無根一群，中國古代的遊民，是脫離了宗法家族和主流社會有效控制的一群。他們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獨特的經歷，造成了他們群體性格的獨特性。這獨特的一面突出表現在他們對自己的觀念、性格、情緒很少加以掩飾上。

文明也可以說是特定意義和特定環境下的掩飾，是對人的動物特性、蠻性的掩飾與剋制。皇權專制社會的主流意識——儒家思想強調“克己復禮”，也就帶有剋制動物性、蠻性氾濫之意。荀子就認為性善是後天學習的結果，而人先天的本性則是惡，必須用禮加以規範和限制。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文化形態以小農生產為經濟基礎，以地域、宗法為聯絡紐帶，用現代的眼光看，其阻礙社會健康發展的表現為：愚昧——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的認識能力很低，缺少理性和分析能力；野蠻——因為文化普及程度很低，所以想事情、做事情往往憑動物性本能；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是由宗法群體的排外性所造成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注重眼前功利——這是由小農生產決定的，眼光只到鼻子尖，不能看得更遠。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識層面的表現，它必然對這種極端愚昧、野蠻、扼制人性健康發展的文化形態起著維護和強化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是“五四”先賢要“打倒孔家店”的理由。但是，作為一個有廣泛和深遠影響的思想流派，也必然有其超越的一面，有符合人類永恆價值的健康的文化因子。儒家嚮往大同社會，主張忠恕仁愛之道，強調“恭寬信敏惠”，張揚“四海之內皆兄弟”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證。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不光彩的一面，被歷代儒者所製造的“仁愛”、“忠恕”、“君子群而不黨”、君子“憂道不憂貧”等富於詩意的幻想所掩蓋。

儒家所提倡的對自己慾望的剋制和對他人忠恕的主張，目的是重視人的角色位置，不要偏離，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

在主流社會中保有具體社會位置的人，都是瞭解自己所處角色的權利與義務的。士大夫們看重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角色位置（即社會與親緣關係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等），謹守傳統思想為這些角色所規定的一切（這些規定有的是合理的，即符合人性的；有的是不合理的，即違反人性的），他們往往戴著假面度過一生。“四民”之中的農民、手工工人、商人，只要他們有產有業，他們也要擔負宗法社會所賦予他們的角色義務。因此，從本質上來說，儒家的政治與道德規範也許是虛偽的，因為他們倡導的許多規範是得不到人性的認同的；但是也應該看到，儒家的確也給古代中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