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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權力爭奪中分得一杯羹。宋代遊民激增，結拜現象更為普遍，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被他的一幫哥兒們黃袍加身、擁上皇帝寶座的，為本朝的遊民們樹立了楷模。“說三分”如果是“講史”，應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去寫，但江湖藝人要藉此抒寫自己的懷抱、寄託自己的嚮往，歷史的原貌有許多是遊民不能理解或不願理解的，他們就要憑著自己的想象去改造歷史，去建造真實。這樣《三國志演義》雖然寫的是帝王將相，但“俱以《水滸》萑苻嘯聚行徑擬之”。章學誠《丙辰札記》。《三分事略》描寫劉關張三人結拜完全是遊民心態，其結拜目的是關羽、張飛二人看到劉備“生得狀貌非俗，有千般說不盡底福氣”，有靠他得以發跡之意。他們結拜的地點是在張飛宅中，宅院之後，有個桃園，園內有一小亭。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7）
飛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歡飲。飲間，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長，關公為次，飛最小。以此大者為兄，小者為弟。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從祭祀形式來看，“桃園三結義”的傳說生成於五代末至北宋期間，因為只有遼國人才有這種祭祀方式。《遼史？太祖紀》寫到太祖“至庫哩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其他各朝都沒有這種習俗。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為兄弟。
其他有關三國故事的通俗文藝中，還有說關羽最年長，只是劉備最有帝王之“福相”，只有靠他才能把自己帶上“發跡變泰”的道路，這樣關張才拜他為大哥。這更表現出遊民對於“結拜”這種結合形式的內心真實的期待。《�三國志演義》是經過了文人改造的，它除去了遊民頭腦中對眼前利益的赤裸裸的渴望，增加了一些為國為民的套話。書中寫由張飛提議三人結為生死之交，然後共同為國出力。
次日，於桃園中列下金紙銀錢，宰殺烏牛白馬，列於地上。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結為兄弟，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鑑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共拜玄德為兄，關某次之，張飛為弟。祭罷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將祭福物，聚鄉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餘，就桃園中痛飲一醉。
遊民的結拜多帶有秘密性質，因為他們結拜的目的多與從事非法活動有關。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嚴禁歃血訂盟、焚表結拜為兄弟，並視同“謀叛”行為，還一度定為“十惡不赦”之罪。其他朝代雖沒有像清代那樣嚴厲打擊，但參與結拜者也多被統治者視為莠民。《三國志演義》對此大加張揚，是為了突出劉、關、張結拜的“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正面意義。其實，遊民的結合，從小的方面說是謀生存，從大的方面說就是求發展。要獲得較大的發展就要有社會###，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有利益和權力的重新分配與組合。遊民不怕亂，甚至他們有些企盼社會###。在他們結拜的“誓詞”上都要有“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這樣的句子，前一句好理解，後一句就不是生活在太平時代的人們能夠理解的了。孟子說得好，“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生死壽夭，也是各隨其身體狀況的。為什麼要都死在一天呢？實際上，這句話的背後表明這種“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更不是壽終正寢，而是他們要從事某種冒險活動，其中蘊涵著死亡的可能性。這種冒險活動可能是偷盜、搶劫、上山落草、聚眾造反等等，所以他們要在事前發誓：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大家一起死。“同日死”意在勉勵大家不要怕死，要敢於出擊，同心協力，幹好這件事。我們前面提到的《花關索出身傳》中也寫到，在劉關張結拜時發誓：“只求同日死，不願同日生。”此後，三人便落草為寇去了。另外一種意思是，要為冒險活動中死難的兄弟報仇，而且要“生死以之”，不計成本。《三國志演義》寫到關羽被害後，蜀漢為關羽復仇的過程中，劉備、張飛已經達到喪失了理性的地步，而且誰的勸告也不聽，連諸葛亮也束手無策，最後弄得“火燒連營八百里”。劉備多年積蓄的家當幾乎是一掃而光，他沒臉回成都，連氣帶病死於白帝城。王蒙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完全是“黑手黨”的語言。見《〈三國演義〉裡的前現代》，《讀書》，1995。他的這種判斷是完全符合遊民結拜實際的。
結拜是遊民結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後來又有結成幫夥、秘密會社等較高階的形式出現，這些我在後面還要談到。
以結拜為起點的遊民幫派是遊民幫派意識的基礎，幫派意識有強烈的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