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一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性，這種傾向性甚至影響他們正確地判斷極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現在一切皆以自己幫派的立身行事為標準，認為自己的幫派永遠是無懈可擊的。幫派中的成員習慣於這種單線思考，從是非上說，自以為是；從力量上說，認為自己是所向無敵的。因此，在他們面對世界或其他人群時，他們只關注敵我，不關心是非；或者說，自己永遠正確，錯誤完全在敵人一方（當然有時這只是宣傳時的語言，他們內心也不一定真的這樣想）。這在《水滸傳》中有十分明確的表現，它是以梁山好漢的是非為是非的，只肯定屬於梁山的一方面。例如，書中寫了許多打劫剪徑、殺人放火的綠林強盜，但只對梁山和與梁山有關的諸山頭的人們持讚賞或肯定的態度，而對其他山頭的，如生鐵佛崔道成、飛天夜叉丘小乙、王慶、田虎、方臘等打劫者或造反者，則都持反對態度，其根子在於，他們與說書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屬於一個幫派系統。臺灣學者孫述宇認為，最早的梁山故事的講述者與梁山這批“強人”有關，這是有道理的，否則很難理解他們為什麼對梁山好漢那樣熱情。意思就是隻有梁山對，其他都不對。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8）
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是非判斷，關鍵在於做這件事的人是“敵”還是“我”，這種觀念不僅現代人不能接受，就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不能認同。例如，《水滸傳》是堅決反貪官的，但這也只侷限在與梁山對立的貪官上，至於與梁山交好、在朝廷上為梁山說好話的官吏，儘管也“貪”了，在梁山好漢的眼中也是好官。宿元景也受賄，接受了梁山的“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在作者看來，他還是為人“仁慈寬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第八十一回）。對於如虎似狼的胥吏差役也是如此，在林沖的遭遇中，無論是押解他的董超、薛霸，還是滄州牢城營內的管營、差撥，他們為了錢，視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了錢又一切都可以通融，其嘴臉確實可恥、可鄙。而另一個惡吏戴宗，他本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是吳用的朋友。吳用說“此人十分仗義疏財”，並且與梁山有通訊往來。可是當宋江發配到江州監獄，戴宗還不知道他與梁山的關係、也不知他是宋江時，便向他索要“常例錢”，宋江不給，戴宗拿起訊棍便打。宋江問自己犯了什麼罪？戴宗的一段話充分暴露了惡吏的嘴臉：
“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裡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
《水滸傳》第三十八回
“那人”便是戴宗。如果這些發生在其他人身上，作者是要大加譴責的。可是這段對話是在戴宋二人之間發生的，便帶有了喜劇彩色。下面接著宋江就揭出戴宗與梁山吳用相識之事，原來是大水衝倒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於是，戴宗“惡吏”的本來面目便模糊了，讀者只記住他暗通梁山好漢和講義氣的一面。再如，孟州府的葉孔目在處理武松冤案時，拒絕蔣門神、張團練的賄買，不贊成把武松處死，他在收了施恩的賄賂之後，“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這種盜改訴訟底案的行為是十分惡劣的，而作者對此卻由衷讚美道：“孔目推詳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盜改底案是為了梁山好漢，那麼一切罪惡都在赦免之列。作者的這種雙重標準，就是以梁山劃線的。
另外，在《水滸傳》的前七十回中，還處處以梁山泊的聚義為“正義”的座標，以對未來的天罡、地煞聚義的態度為界限，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七十回以後則是以對梁山英雄的存亡和梁山的“忠義”為座標，也是看其是否有利。作者認為，這就是社會正義，是應該切實維護的。實際上，不僅現代人看它離社會正義很遠，即使當時的老百姓也未必這樣看。第九十回，宋江、魯智深參見智深師傅智真長老時，長老說：“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語意充滿了譏諷，宋江也不得不尷尬地自我解嘲說：“智深兄弟，雖是殺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也許對魯智深還勉強可以這樣說，對梁山這個團體和其他梁山好漢，就很難用宋江這話來概括。
幾十年來，評論界解釋梁山聚義的原因，都用“逼上梁山”來說明，以為江湖好漢之所以聚義梁山，都是皇權專制統治者（特別是貪官汙吏和土豪劣紳）逼迫的結果。這無疑是許多好漢（如林沖、武松、解珍、解寶等）所走的道路，但是還有另一種“逼上梁山”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關注，這就是被梁山的“好漢”們“逼上梁山”。這樣的例子很多，如秦明、朱仝、呼延灼、徐寧、盧俊義等，廣義地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