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一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期處於這種統治下,除了退守自保,別無選擇。老百姓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可以與國家權力相對抗,更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國家的權力,沒有其他任何一種與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為參照(少數民族那種上下較為平等的部落生活,又被視為野蠻),更沒有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可供選擇。統治階級的思想家還在製造“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輿論,使老百姓不敢產生一絲一毫的非分之想。老百姓除了採取最極端的辦法揭竿造反外,沒有其他爭取權利的方式,只有“忍耐”。皇權專制統治者對於平民百姓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威脅和摧殘,使得老百姓凡事不敢為天下先。他們不僅缺乏實現自我價值的勇氣(大多數人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而且,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性,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這樣,中國的“順民文化”也許在世界上是獨領風騷的。兩千年來,在“順民文化”薰陶下的臣民使統治者感到安全與保險,也使他們理直氣壯地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把那些無視他們設定與安排的遊民視為“莠民”,看成化外之民,必須時時刻刻加以提防。
遊民的群體性格與人格追求(4)
遊民無家無業,一無所有,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確實是被拋在統治者精心編織的網路之外。統治者的嚴密與殘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對他們無可奈何。遊民要生存,就要有意無意地破壞現有的社會秩序,甚至是觸犯王法(觸犯法網後,無非再亡命江湖,他們本來也就在江湖之上)。當“四民”中的某個人淪為遊民以後,他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敢於冒風險,敢於無所不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個投名狀(也就是要敢殺人)一樣,沒有這個膽量就生存不下去,就會餓死,就會被淘汰。久而久之,冒險精神就成為他們性格特徵的一部分。在反社會的行動中,在與皇權專制統治者的對抗中,他們顯得特別具有主動精神和進攻性,是現實生活造就了他們的群體性格。
《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關羽、張飛三個人物形象,不僅與歷史真實相差甚遠,就是與經過文人加工的《三國志演義》也是大有區別的。因為“平話”是江湖藝人的作品,他們是把劉、關、張三人,當作遊民領袖來理解的。因此,不僅張飛魯莽,富於進攻精神,劉備、關羽也大體相同。如“怒鞭督郵”是關張二人開的頭,劉備也沒有反對,最後還把督郵斬為六段,三人上山落草去了。而《三國志演義》就不是這樣處理的,關羽與此事無關,劉備擺出儒者風範加以制止。這是三國故事文人化的結果,因為作者要把劉備塑造成忠厚長者的形象,關羽塑造成義薄雲天的義士的形象,所以必然要改變對劉、關的寫法。《水滸傳》中典型的遊民李逵、魯智深、武松、石秀等,都是進擊精神最強的人,特別是在關鍵時刻他們決不猶豫,往往是採取“先下手為強”的做法。如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武松血濺鴛鴦樓、濫殺無辜,李逵劫法場,石秀跳樓劫法場等,都是先聲奪人,使對方沒有準備,難以反抗。即使統治者的迫害並未直接降臨在他們頭上,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也往往主動向統治者發動進攻,所以遊民問題是皇權專制統治者最感困擾和頭疼的。《水滸傳》的最末一回還寫到宋徽宗夢見李逵找他報仇,掄起雙斧,徑向他砍來,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這個情節是具有象徵意義的,遊民是最令統治者感到不安全的。一些本來不是遊民的人,當他們墮入遊民的境遇時,其性格、心態都會發生變化。林沖的性格從委曲求全發展到勇於復仇,堅決主張進擊;從火燒草料場,火併王倫,到反對招安,可以看出他主動進擊精神的形成過程,這是與他的社會地位的變化分不開的。
這種主動進擊的精神,在一些遊民身上發展成為“誰強誰有理”的“強盜邏輯”,在李逵這個人物形象上,表現得十分明顯。《水滸傳》第七十四回“李逵壽張喬坐衙”,寫李逵在壽張縣代替知縣坐堂,表演了一出審案喜劇。他審理打架鬥毆案,不問是非曲直,只是讚美會打人的:“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個不長進的,怎地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眾。”這種態度實際上是表現了遊民對於力量的崇拜,對於人間應有的秩序的蔑視。遊民們一無所有,只有兩膀子力氣和一身好武藝,他們就是靠這些在江湖上得以生存和發展。《水滸傳》中的人物往往還從自己的認知出發,以為自己憑著暴力解決世間的人事糾紛,正是為人間主持正義。武松醉打蔣門神,為施恩奪回了快活林酒店後,在宴會上對諸鄰居說,自己並非是施恩的屬下,來為他出氣,而是抱打不平,“�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