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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應時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經典的電影、話劇那樣，在藝術上那麼嚴謹，一環扣一環。我認為相聲首先強調的是它的即時性，隨時隨地關注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吸收最新鮮的語言，在藝術上不必過於苛求。一段新相聲，在開始的時候肯定有不連貫，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沒有關係，先把它表演出來，再一點一點地打磨，在實踐中把它磨成精品，這樣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為經典段子為後代傳演。
直到今天，就是已經在電視裡播出的相聲，過後演員自己也感到有些地方還需要做一些改動效果會更好，觀眾也有類似的反映，那麼，在下一次演出時就可以改進。好作品不怕改，精品往往是在不斷地修改、打磨中產生的，哪一段經典的相聲段子，不是經過千錘百煉才傳唱至今的呢？但是相聲如果失去了它的即時性特點，就與人民大眾失去了血肉聯絡，相聲就退出了普通百姓關注的中心，成為邊緣性的東西，今天相聲的衰落，與它的即時性缺失有很大的關係。有些人一味地強調傳統相聲的技巧，死抱著傳統不放，不加分析地排斥即時性是很迂腐的。其實傳統相聲在它產生的時代是具有即時性的，之所以受到歡迎，讓人們產生共鳴，是與那時的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在一臺相聲晚會中，穿插幾個傳統相聲還挺好，如果全部是傳統相聲就不上座了，你必須有新段子，反映現實生活的新段子。正是在這些不斷出現的新的“現實生活”，不斷地逼迫著我，也鍛鍊了我，使我積累了創作和演出“應時之作”相聲的經驗，也迫使我學會了如何利用傳統去為現實服務，現在想來受益無窮。相聲創作和演出不能養尊處優，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在面對市場經濟時更要如此，不能一味地強調社會變革、觀眾口味變化等客觀因素，還是應該多從自身找原因，多在創作上下工夫，這樣才能使相聲藝術永葆青春，長盛不衰。
六十年代初期，文藝界蔓延著一股強烈的極左思潮，表現在對“傳統”採取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好像“傳統”就是糟粕，許多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後繼無人。中央已經察覺出了這種傾向，從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來總理鮮明的態度。
周總理的教誨（2）
有一天，節目剛剛演完，總理留我，坐在他的身邊。接著，輪到中央歌舞團演出。第一個節目是女聲小合唱《放風箏》，唱的是河北民歌，總理聽完發火了。這幾個唱小合唱的女演員，原來是幾年前總理下令，專門從陝北挑來的，放到中央歌舞團的任務是要培養她們唱好陝北民歌，保持陝北風味。可到北京後，她們已逐漸改變了原來的風格，離陝北風味越來越遠了。現在倒好，這幾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裝扮上也不樸實，一點土味都沒有，整個像街頭上的大美妞。
總理為此生氣，大聲問道：“中央歌舞團的負責人來了沒有？”
中央歌舞團負責人急忙走過來。總理兩眼盯著他：“你是團長？”
“是。”團長見總理這般語氣，不知出了什麼事，神情十分緊張。
“我跟你們說了多少次，要保持他們的風味，這不僅僅是保留一個地方歌曲，這關係到我們民族藝術的發展問題，關係到國家的榮譽！把她們調進來，是代表我們國家，你們怎麼把這些演員慣成這樣？我說過多少次了，你們就是不聽，把我的話當成耳旁風！沒有老區，能有我們的國家嗎？我行我素嘛！這樣不行！”總理的臉色冷峻，措辭嚴厲，一反常見的親切與溫和。團長腦門沁汗，找不著恰當的詞來回答，只好連聲說：“教育不夠，教育不夠。”
最後，總理非常嚴厲地說：“不能隨波逐流，趕一時的時髦，不要丟掉民族的東西嘛！”
周總理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為詳細瞭解相聲藝術的傳統演出形式，他曾請侯先生和郭啟儒老師現場表演。那是在紫光閣，侯先生帶來沙袋，完全按當年在天橋撂地的樣子。郭啟儒老師蹲在那兒唱“太平歌詞”，侯先生就用手捏著沙，在地上寫字。
總理看了，連連稱道：“啊，原來是這個樣子，好哇好哇！”這就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的風采和神韻。
周恩來總理喜愛民族文化藝術，在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上，也是一絲不苟。這決不是他個人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誰偏離原則，他就旗幟鮮明地講出來，決不留情。從這件事上，我體會到，藝術工作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民族的東西，恰恰是最寶貴的東西。
這樣的演出，對我不斷提高藝術水平很有幫助。
記得還有一次，由於事先沒有演出任務，我的搭檔於世猷放假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