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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十二天中，我們寫出了《笑的探討》、《老少樂》、《無名者》、《婚喪嫁娶》等新節目，修改了相聲小品《買表》。大家抓緊時間排出新節目後，又排了原來演過的《五官爭功》、《一僕二主》、《四字歌》、《美》、《百吹圖》等幾個節目，這樣可以拿出群口、對口相聲十五段，相聲小品兩個輪流演出。這臺節目運用了相聲的多種形式，比如說《五官爭功》，五個演員合作演出。劉偉、馮鞏演出《婚喪嫁娶》，說農村婚喪嫁娶中的人情債問題，辦喜事、喪事往往變成撈錢的機會。王謙祥、李增瑞表演的《無名者》說的是雖然有很大貢獻卻始終默默無聞的人。新創節目還有相聲小品。這些段子創作出來後，政協會還沒有結束，我就給政協委員來了一場彙報演出，兩個多小時的節目受到一致好評。我對演出組的人員說：“要發財，不要到這個劇組來，我們這個集體是相聲探索的集體，從我開始每個演員每場只有補助50元，工作人員30—40元。”
我向團裡打了報告，徵得說唱團領導的同意，說唱團請示電視臺，電視臺同意作為演出單位之一，這臺節目就是以中央電視臺、中央廣播藝術團主辦。因為當時明星“走穴”風很烈，有些報紙已經點了我的名。為了避嫌，我堅持讓團裡領導帶隊，並要求派專業會計。4月5日我們開始出外公演，這次巡迴演出共計7個省21個市，演出120場，行期兩個多月，總收入16萬元。其間，不管名演員還是青年演員，報酬是一樣的。直到現在參與相聲晚會的人都很懷念那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感到那是純粹為了相聲藝術的合作，那種思想境界，那種其樂融融，是一次沒有瑕疵的合作。我們不計回報，每天過得緊張而充實。
這次演出小隊人員雖然來自幾個團體，可大家志同道合，親如一家。裝臺、卸臺、搬運、賣節目單等，都是演員、工作人員齊動手，從不誤事。記得在深圳演出時，車到得比較遲，大家連夜裝臺，幹到凌晨5點，剛裝完臺，一個個倒在後臺呼呼大睡，不管地板乾淨不乾淨。看到這種情景，我自然而然想到烏蘭牧騎、輕騎隊這些深受群眾喜愛的演出隊伍，我們這支團結可愛、戰鬥力強的小隊，不正是這樣的隊伍嗎？這支隊伍不僅颱風好、作風好，政治素質也很高。在深圳演出時，聽到大興安嶺火災的報道，大家異口同聲地表態：“在深圳演出的兩場收入，全部捐出救災！”雖然數目不大，但隊員們的愛國之心、赤子之情是可貴的。這次演出鍛鍊了年輕演員，開闊了大家的眼界，我們深入到工廠、農村、海島、部隊，把演員們的藝術感覺與廣大人民大眾的思想感情連線起來，藝術是要接“地氣”的，人民大眾是生我養我的大地，離開人民大眾，藝術就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辭去團長職位（2）
演出後，我們向廣電部領導作了演出彙報。然後我叮囑劇組人員到稅務局登記納稅，他們都納了稅，我比他們納的稅多一些，因為我的底薪高。然後我準備繼續籌劃一場“馬季相聲小品演出會”，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稅務局首先打擊了我們的熱情。在南京演出時，當地稅務局不許劇場跟我們結賬，隨團的財務人員跟他們解釋，這不是個人組團演出，而是藝術團和電視臺的演出，不存在分錢的事，也不需要個人納稅。南京稅務局不理睬，寫了一份報告給北京市稅務局。北京稅務局展開調查，據劇場經理告訴我們，他們不問劇組結了多少錢，而是問馬季從劇場拿了多少錢。結果劇組掙的錢都算在我一個人頭上，開始我就擔心人誤會，特意想出來的那些辦法都沒起作用。稅務局領了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團裡查賬，團領導積極配合查賬，為我開脫。團領導還主動解釋了兩件事，一件是我們在廣州演出時用演出費買過一臺音響，有些劇場音響不好，影響演出效果。另一件是買音響時順便又買了一臺錄影機，也是為了工作上方便，我們買之前都請示過有關領導，得到批准後才買的，而且是由廣州文化局批條，在文化局下屬的一個音像公司買的。此外除了各項費用開支，剩餘的全部上繳團裡，這些現在都有據可查。稅務局咬住不放，說我們沒有集團購買指標，違反財政規定，罰款三萬。團領導為了息事寧人，很痛快地答應了。但是團業務處處長到稅務局交罰款時又遇到麻煩，罰款單上寫著付款單位是“馬季”，交涉無果，團裡給我打電話，讓我通融一下。我立即表示不同意。如果現在我同意了，十年後我就說不清楚了，雖然這是小事一樁，但是原則問題。出了這樣的事，小品演出會就沒有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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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與“走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