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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我們起著原動力的作用；我們有權以自由的名義而受難；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鮮血來洗刷我們的墳墓，沒有我們承擔不了的任務，我們不用他人的鮮血，而是用我們自己流淌的鮮血去受洗禮，所以我們是真正的革命者，我們不會締結任何新盟約，制定新法律，成立新政府。我們會允許死者去埋葬死者。生物和死者會很快被分開。永恆的生命會回來把悲痛一掃而光。人類將從無知與苦難中高唱著站起來，他將站立在他神性的光輝下，任何形式的謀殺都會永遠消失，現在……“
當這不可思議的片語湧到我嘴邊時，內在的音樂、合諧消失了。我又回到了雙重人格里，意識到我正在做什麼，分析著我的思想、動機和行為，我可以聽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說話，但我不再與他在一起，我只是聽到了一些泛音，而且，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把他關起來，我已不再賓士在沒有時間的時空裡了。現在世界確實是空虛、單調、沒有生氣的。混亂和冷酷肩並肩地走著，我現在像那兩個大概正手裡抱著木偶穿過村子的姐妹一樣荒唐可笑。
夜幕降臨，我開始艱難地往回走，強烈的孤獨感籠罩了我。回到家，聽見莫娜在電話裡留的口信，說她“朋友”病了，她必須和她過夜。我一點兒都不感到驚奇，明天還會有另一個謊言，後天也一樣。
每件事都突然發生在“斯塔西婭”身上。一天，她被勒令搬出去，因為她晚上說夢話聲太響；又有一天，在另一間房間，一個鬼魂拜訪了她。她不得不半夜逃走；還有一次，一個酒鬼企圖強姦她，要不就是她在凌晨三點被一名衣著平常的男子盤問。不可避免的，她應該認為自己是名眾所矚目的女人，她白天睡覺，晚上夜遊，在全天營業的咖啡廳裡呆很長時間，左手拿一個三明治，邊上放著一盤沒動過的食物，在大理石桌面上寫她的詩。有些天她是斯拉夫人，講話帶著純斯拉夫口音；另一些天，她是從蒙塔娜積雪覆蓋的山頂來的假小子，甚至在中央公園都會騎著馬的美女。她的話越來越沒有條理。她自己知道，但她經常說，在俄國，“什麼都是沒關係的。”有時，她拒絕使用廁所——堅持用便壺“辦公”。當然，最後她忘了倒。
關於她已開始的莫娜的畫像，現在像是一個瘋子的作品（這是莫娜自己承認的）。
莫娜簡直要發瘋了。她的朋友正在她眼前墮落，但這會過去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只要她忠誠地站在她身邊，照顧她，安慰她受傷的靈魂。如果需要的話，再幫她擦屁股，但她必須永遠不讓她感到被拋棄。那有什麼關係呢？她問，如果她一個星期三四個晚上與她朋友在一起，難道阿娜·斯塔西婭不是最重要的嗎？
“你信任我，不是嗎，瓦爾？”
我點頭預設（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
當她語氣變了時，當我從她口中明白她每晚並不是和斯塔西婭在一起，而是和她母親在一起時——母親們也會生病——我知道了任何傻瓜在很久以前就會知道的，那就是在丹麥存在墮落腐朽的東西。
我自問，和她母親在電話裡聊天有什麼害處？沒有任何害處，真理總能使人豁然開朗。
於是，我扮演了笨拙的皇帝，拿起電話，使我驚奇的是那邊是她母親接的電話。
我用最最隨便的聲調問莫娜在不在。如果在的話，我想和她說幾句話。
她不在那兒，非常肯定的答覆。
“最近你見過她嗎？”（仍舊是一名態度不明朗的男士在調查一名美女。）
幾個月沒見她了，可憐的女人聽起來好像很難過，她竟然忘記問我這個完全陌生的人她女兒是否有可能已經死了。她事實上乞求我一旦得到她女兒的下落便通知她。
“但你為什麼不給她丈夫寫信？”
“她丈夫？”
接下來是一段很長時間的沉默，除了大洋深處的哼唱，沒有任何反應表現出來，之後，一個很弱的、沉悶的聲音好像在對空間說：“那麼她真的結婚了？”
“她當然結婚了，我認識她丈夫。……”
“對不起。”遙遠的聲音說，接下來是掛電話的卡嗒聲。
我在好幾個夜晚過去之後才向那有罪的人提起這個話題；我等到我們上了床，熄了燈，然後我輕輕地用財推她。
“幹什麼？你捅我幹嗎？”
“昨天我和你母親談了談。”
沒有回答。
“而且我們談了很久。”
還是沒有回答。
“有趣的是，她說她很久沒有見過你了，她以為你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