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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由裁決權後，情況會立刻隨之好轉。
面對韓國目前的狀況，她認為“IMF可能是進行改革的良好機會，是成就非常之事的一個契機”。她又指出“不要只制定不切實際的宏偉改革方案，在小的層面也要實施改革措施，要讓民眾或公務員感覺到有一定的變化，這一點非常重要”。
與其他的歐洲國家不同，英國經濟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復興，重新崛起。最近，很多年輕法國人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遇前往英國。因為英國透過行政改革，將和諧活躍的社會氣氛與工作氣氛融為一體，為工作人員提供了更有利的發展機遇。
高茲沃斯女士指出“改革的成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應循序漸進，要透過社會成員的態度轉變持續進行”。英國政府改革的完成，事實上也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
英國是政黨之間利害關係複雜、離合集散比較嚴重的內閣制國家，某些總理的任期甚至不足一年。但是，隨著改革的推進，撒切爾夫人的任期長達11年，繼任首相梅傑的任期也有五年，保守黨執政了17年之久。
勞動黨出身的託尼·布萊爾也接受國有企業民營化、縮減社會福利、排除工會對政治的干涉等改革措施，延續了保守黨的政策路線。
透過英國推行的改革，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
首先，在縮減臃腫的公共部門的過程中，要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一定要保障公務員的再就業問題，降低失業帶來的社會風險。另外，透過徹底的檢查使得改革取得的成果能夠得到鞏固，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參考。
但是，韓國沒有必要如英國一般採取階段性的改革策略。因為我們準備引進的責任運營機關制（Agency）或服務憲章制等各種制度，已經在英國得以實施，且其成果和問題已得到驗證。所以，在改革初期，我們要強力推進綜合性的、更加果斷、有效的改革戰略。
忘了主人的公僕
讓我們做如下假設：在一個擁有10萬人口的城市中，其地方自治團體的負責人送人情，把十億韓元的稅款分配給100名社會名流。
那麼，在社會名流人均獲得一千萬韓元的同時，剩餘的地區居民則人均損失一萬韓元。問題是，這些社會名流在下屆選舉中還會支援現在的團體負責人，而剩餘的九萬九千九百名選民大部分卻不知道這一萬韓元的事情。即使知道，一萬韓元也無關痛癢，所以不會在意。
問題不止於此，因為社會名流的人數較少，所以能夠組織有效、嚴密的行動。相反，其他選民由於人數過於龐大，若使其以一個目標為中心組織起來難度相對較大，並且，其費用也相當驚人。
因此，相對有效的遊說活動，只是少數社會名流的專利。並且，這些社會名流和業主會積極參與聽證會或相關部門的政策研討會等政治活動。在決策過程中，他們固執己見且具有攻擊性。
因為會議的具體情況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所以政治負責人或行政當局，以這部分人的意見為中心制定政策的可能性較大，再加上賄賂起到的效果，結果可想而知。
我在任職部長之前，曾參加過以IMF為主題的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一位經濟學家簡單介紹了“主人－代理人”的經濟理論。雖然這一理論只是以常識為基礎，但卻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使我產生強烈共鳴。其理論內容如下：
主人選擇或任用代表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代理人在宣誓為了主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竭力工作後得以成功受聘。但是，問題是就職之後他又會如何？
就職後的代理人不再代表主人的利益，也不再為主人能夠獲得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而是在竭盡全力擴大自己的利益，早已忘記主人的存在。一般情況下，主人並不知道代理人的這種行為，即使知道了，出於種種條件的制約，也無法立即驅逐代理人。
例如，國會議員的主人是選舉他的國民。他是以代表國民的利益並使之最大化為選舉公約被選舉出的代理人。但是，一旦其正式成為國會議員，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國會議員將不再為使其“主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而是為擴大自己的利益整日奔波。國會議員的行動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提高下屆選舉的當選率。因此，他們對於公共推選或地區選民投票等相關活動異常關注，而對於其他的方案則漠不關心。
當然，也有為了主人的權益而兢兢業業的政治家。但是，他們在地方的“送人情行政”或各種利權事業及解決民怨方式等方面卻經常遇到各種阻力。
我想，當今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