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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激情、創新，還有一點點冒險的性格，使我又獲取了這方面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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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計分器：我的第一項專利發明
7年之後的1998年，我已回到國內建立微軟大中華區技術支援中心。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會中，在場的人都輪流盡情地唱歌，每個人都毫不吝嗇地為歌者鼓掌。歌聲一完，卡拉OK的計分器就會顯示一個或高或低的分數。每逢這時，都會帶來許多笑聲。也總會有人抱怨這個計分器的評分方式有問題，沒有正確反映歌者的真實水平。更可惡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得到85以上的高分。
為了給這部受冤的機器“平反”，平時不怎麼唱歌的我，“自信”地走到了演唱臺，“深情”地演繹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起初的掌聲不過是象徵性的捧場，但等我一曲歌畢，掌聲熱烈了許多，還夾雜著情不自禁的驚訝聲。只見顯示屏上出現了當晚前所未有的高分—93分！這讓我有些得意，這得意不僅是因為機器上的數字，更因為我的朋友們還不知道卡拉OK計分器的發明者就是我。
日本是卡拉OK的發源地。卡拉在日語中的意思是空，OK是日文交響樂的縮略語，意即有一個看不見的交響樂團在後面伴奏。我在日本和美國時都愛唱卡拉OK，我的專業又是語音訊號處理，便自然而然有了做卡拉OK計分器的靈感。
開始時，我只是想隨便做個小東西玩玩。我以自己的歌聲作為評分標準，感覺唱得很好就調到90分以上，唱得不錯就調在60分、70分，很糟糕就是50分以下。（後來我向朋友們總結唱卡拉OK得高分的訣竅：只需在KTV裡模仿唐駿的聲音即可。如果你沒聽過我唱歌，第一，讓麥克風離嘴越近越好；第二，唱的時候，尾音稍拖長一點；第三，我的機器很在乎歌者是不是用情在唱，如果投入感情，聲調跌宕起伏，一定會得高分。）
誰知幾個朋友來試過後，都說這計分器既有趣又精準，很有商業價值。他們對一臺機器竟然能給人的歌聲打分十分驚奇，自然對於分數的準確性要求不會太高。
可是我那時每月的獎學金只有800美元，一無資金，二無品牌，要把發明開發成產品談何容易。我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把這項技術賣給別人。當時卡拉OK機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先鋒公司，第二名是韓國三星公司。但兩者的市場份額相差10倍以上。我因為有在日本留學的背景，本想把這項專利賣給先鋒公司，誰料想他們絲毫不感興趣。正好我認識一個韓國朋友，他認識三星美國分公司的人。
那時候三星公司的國際知名度還很低。當我向三星公司的人陳述我的這套理念之後，他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好。不過他們強調，卡拉OK機上多這麼一個功能，使用者並不會因此多付錢。我沒有經驗，一聽覺得挺對。他們提出以8萬美元買斷我的專利，我的心理價位是3萬美元，所以我就對他們說：“其實中國人對錢並不是太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技術可以得到應用。”於是我們達成了協議。
我拿到這筆錢內心異常激動。窮學生一下子變成了8萬富翁！
商業模式的重要性：我與比爾？蓋茨的差距
後來我才知道，三星公司當時處境艱難，卻因為拿到了我這項專利，卡拉OK機的市場份額從2％ 左右漲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專利使用權又賣給先鋒公司，光第一筆專利使用費就要了500萬美元。而且以後先鋒公司在自己的每臺機器上使用一次專利，還要另付3美元！
這種商業模式也正是當年微軟初創時的成功之處。1994年初，微軟公司推出了著名的Windows作業系統，那時比爾？蓋茨已經成為全球首富，是各大雜誌封面的常客。我便去研究蓋茨的商業模式。我這才發現，20世紀70年代後半段，當微軟公司剛起步時，蓋茨並沒有像我那樣把它的MS…DOS作業系統整個產品賣給IBM公司，而是隻出售了產品的使用許可證，這樣便可以長期從對方獲得收益。
這就是我與比爾？蓋茨在初創業時商業思維上的差距。這件事給我上了深刻而生動的一課，促使我由“做學問”向“做企業”轉變。
1992年，伴隨卡拉OK計分器專利費的到賬，我又迎來了第二個喜訊—在經歷了長達一年多的簽證失敗後，小蘭終於簽證成功，來美國和我團聚了。
這期間，我們倆甚至擔心會永遠見不了面。因為我的學生簽證雖然是無限期的，但一旦離開美國就會失效。我回不去日本，她也來不了美國。為此事，小蘭經常在越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