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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自己而言，我也不得不說日本文化在很大意義上幫助了我，改變了我做事的方式。因為我有在中日美三國學習、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很多人問我做事的風格究竟受中日美哪國文化影響較多。其實，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種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並且應用在我的管理實踐中，這是我的一個鮮明特點。
刷了幾個月的盤子後，我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日本是應試社會，有很多私塾學校，大多是為4~6年級的小學生開的。我去私塾學校應聘數學老師。私塾學校一般很難招到名古屋大學的學生來做老師，一聽我是名大的，都很願意我去面試。日本人一般不願意聘用中國人做教師，他們聽我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日語，判斷不出我是哪裡人。再加上我講課比較好，即使後來知道我是外國人他們也不介意了。
從私塾裡的小學生到初中學生，再到高中學生，我一路教過來。那時我有一句“名言”：只要給我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我可以教任何東西。不斷跳槽的結果，是時薪從洗盤子時的620日元漲到教私塾的1500日元，再從教初中的2000日元漲到教高中的2500日元。
最後我去應聘名古屋一所名為HAL的計算機學院。學校的名字非常有趣，因為美國有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他們各取I、B、M的前一個字母就是HAL，意即在計算機領域領先於IBM。這是一所專科學校，相當於中國的大專。我在那裡教了兩年，時薪上升到4000日元，在日本屬於金領一族。我在HAL教了半年後，才告訴學生說我是中國人，他們都不相信。日語可以好到這種程度，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學校方面後來也慢慢知道我是中國人，但因為我課上得不錯，學生反饋也很好，就沒有追究了。
打工留給我的財富：比爾？蓋茨佩服我的日語
我離開日本已經18年了，日語還是講得和以前一樣好。我看日本的電視電影和看中文片沒有差別，日語幾乎成為我的第二母語。這都要歸功於在日本的打工經歷。
1997年，我還是微軟總部的一個部門經理時，開發了一套作業系統，去日本作產品釋出。當時是由比爾？蓋茨親自作了釋出演說。此前蓋茨對我的個人情況一無所知。釋出會的間隙，蓋茨正好跟我及微軟日本區總裁坐在一起。我因為有在日本留學的根基，一直用日語與微軟日本區總裁交流。日本區總裁特別高興，跟我說個不停。見我的日語說得如此流利，蓋茨特吃驚地問我：“Jun Tang不像一個日本名字啊。”我就跟蓋茨開玩笑：“I抦 not an American，ethier。”（我也不是美國人。）言下之意是我也會說英語。這一下，就給蓋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和導師的衝突，妻子支援我去美國（1）
我拼命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掙更多的錢讓小蘭早點到日本留學。
小蘭是甘肅蘭州人，按照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她會被分回家鄉去工作。幸好有一個天津港務局的分配名額空缺，她畢業後去了天津。那時我已經拿到去日本的出國名額。我倆如果結婚，將面臨兩地分居的危機。我倆的打算是，回國之後屬於高階知識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戶口遷到北京，留學期間，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當時根本沒想到能把她帶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樣想法，並說等我5年。她的善良與純真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來到名古屋大學後，我才得知小蘭也能以個人名義進名古屋大學深造。這個訊息讓我倆喜出望外。在日本時，我們之間靠寫信和每週一次的電話保持聯絡。當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館打工時，每週日的晚上8點半，她準時打電話到店裡來。我們每次通電話的時間很短，甚至只是想聽聽彼此的聲音而已，因為一則要省錢，二則我倆都不習慣用過於熱烈的方式表達感情。
1986年7月，趁學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國。就在少年時代辛苦蓋成的新瓦房裡，我和小蘭辦了喜宴。請了些親戚朋友、街坊鄰居來吃飯，家裡擺了三四桌，在鄰居家也擺了三四桌，婚禮談不上隆重豪華，倒也簡單溫馨。結婚7天之後，小蘭就和我一起坐輪船去日本留學。
小蘭來後，我原來的住處太小，就換租了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原來的住處租金每月萬日元，新住處漲到萬日元。但新住處其實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樣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廚房就是一個點火的爐盤，也沒有洗澡的地方。我們要騎上5分鐘的腳踏車到別處去洗澡。對眼前的景象，小蘭非常吃驚。因為無論是寫信還是通電話，我總是說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