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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個長久以來被人們所恪守的觀點：對於女性來說，在職業和家庭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做一個妻子或者是母親需要溫柔、富有犧牲精神還要有足夠的耐心，而要想在職業領域有所建樹就得有野心，同時還得有自私自利的品質。在《一件真事》一片中，衝突存在於母親和由瑞妮爾·威格（Renee Zellweger）扮演的當記者的女兒之間；在《繼母》中，薩蘭登扮演的超級媽媽和她丈夫未來的妻子，由朱麗婭·羅伯茨扮演的一個攝影師之間構成了衝突。這個攝影師缺乏基本的家務技能，所以她沒有能力照顧孩子們。羅伯茨和威格扮演的角色最終都放棄了自己的工作變成了照顧家庭者。在意識到自己無法在追求事業的同時照顧到孩子們的需要的時候，羅伯茨扮演的角色辭去了工作。她的老闆因為她選擇家庭生活批評她：“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優勢，你最感興趣的事，你為之奉獻了很多的工作。這真令人失望。你是在做一個有關職業的決定。” 然而，她還是這樣做了。這樣一個決定也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被告知她們必須去做出的。1996年，倫敦的《星期日時報》提到女性面臨的“對家庭和職業的不可能的需要”。這篇文章宣稱，職業女性“在80年代渴望可以一手拿公文包，一手抱著孩子，現在她們已經放棄了這一想法。”更多的女性“夢想‘照看我自己的孩子是真正的成功’，而擁有一份職業卻什麼也算不上”。加拿大政府出版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女性想在管理階層進一步上升時，擁有孩子這一事實會為她造成很嚴重的障礙”，在政府僱員中，僅有55％的女性有孩子，但是卻有97％男性僱員有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孩子的女性僱員中，有20％人說不要孩子是她們為了升職而制定的一個策略。 “有一份職業就意味著你沒有機會去生一個孩子嗎？”2002年1月份的《財富》雜誌這樣問到。這一問題帶有某種修辭色彩。根據剛剛出版的西爾維亞·安·海倫特（Sylvia Ann Hewlett）寫的《創造一種生活：職業婦女和對孩子的需要》（Creating a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答案是完全肯定的。海倫特是在紐約的巴納德大學任教的一名經濟學家，她認為在全國有“一種沒有孩子的流行病”。她說，在美國公司中一個女性的地位越高，她就越不大可能有孩子：在美國年齡為40歲，年收入為10萬美元或者更多的女性當中有49％的沒有孩子，而在收入與之相當的40歲男性中，僅有19％的沒有孩子。她還認為，許多女性是“無條件向上”的受害者：“她們推遲生育，以讓自己的職業得到更大的發展，而最後她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了生育能力。” 當然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統計數字。有將近一半的女性盡力把職業和家庭結合在一起。但是這不值得上《時代》週刊的封面，不會被奧普拉的脫口秀節目關注，其他的媒體也不會注意這一事實。海倫特那種有點大驚小怪的觀點被不停地重複，影響深遠。“當談到孩子的時候，女人把這看作是一件不是太好的事，而不是更好了的事，”她寫道，“女人能當劇作家、總統候選人和執行長，但是與日俱增的一個事實是，她們不能成為母親。”很明顯，這一規律並沒有影響到作者本人，她自己是五個孩子的母親，最後一個孩子出生的時候，她已經50歲了。這並不重要。她選擇的時機很好，反映出了社會對女性不育所懷有的不滿。 海倫特所傳遞出的資訊是針對20世紀的女性主義的巨大沖擊中的一個部分。被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回到20世紀50年代。波士頓大學的新聞學教授卡里·瑞沃在討論海倫特的這本書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潛意識的資訊是‘不要受太多的教育；不要太成功或者是太有雄心’。”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13）
我們不應該忽視的一點是，海倫特的觀點其實是老生常談，從19世紀開始有工作的母親就在接受著警告：“職業會讓一個女性的生育能力處於危險之中。”正如英國內科醫生艾若柏拉·凱尼利（Arabella Kenealy）在100多年前表達的那樣：“每一個把她的自然生命力用在職業、生意或者是學業上的女人都會孕育一個虛弱的、患佝僂病的孩子。”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出：在針對女性的一系列關於家務勞動的刺耳的歌曲與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更加系統的變遷，尤其是北美地區下降明顯的生育率是否存在著聯絡？2001年上半年，美國的就業率達到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