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麼

第15部分 (第2/4頁)

，依賴藥物，努力去適應緊張的生活。影片開始的時候，她的老闆說他將要坐飛機來看她，她覺得自己就要被解僱了。為了應付這一事件，她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電話治療，試圖從精神病醫生那裡得到寬慰。但事情並非像她猜想的那樣，她的老闆是來任命她為執行長的。就像影片所揭示的那樣，當朱麗葉與保拉·默菲（Paula　Murphy）——一個由朱麗婭·斯黛爾斯（Julia　Stiles）扮演的被她解僱的二十幾歲的女性發生衝突時，她似乎最後取得了勝利，但這勝利是那樣地空洞與虛無。她們的衝突反映出兩代女性之間的巨大分野：朱麗葉這一代相信在工作領域取得成功能夠提供一些家庭生活所不能提供的個人滿足，而保拉這一代則一點都不想在公共祭壇上犧牲自己。在影片最後，保拉嘲笑朱麗葉空洞的生活：“你的秘書是你最好的朋友，這很可悲。”朱麗葉一樣對她很是輕蔑，她斷言保拉將會嫁給一個“敏感的丈夫”，然後她將會離婚，回來為她衝咖啡。這是一個沒有一方取得勝利的局面，沒有一代人願意聽從另一代的想法或者是向另一代學習。 被流行文化和大眾媒體用來表現女性的方式是很有象徵意義的。在處理艾麗森·施福林（Allison　Schieffelin）時我們不難看到這一情況。40歲的艾麗森·施福林是紐約的一名證券交易員，1998年她起訴了她原來的公司摩根士坦利公司，理由是性別歧視。她宣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公司才不提拔她擔任經理。新聞媒體在描繪施福林時把她說得相當可憐：破裂的婚姻，沒有孩子，其原因正如她說的那樣是她那張殘忍的工作表讓她“甚至沒有時間處理一條金槍魚”。當她被解僱的時候，她的個人身份完全被遮蔽了，她眼含熱淚問道：“難道我得把工牌當成紀念品嗎？”《芝加哥論壇》（The　Chicago　Tribune）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對施福林被疏離的地位進行了概括：“從滿懷抱負者到被驅逐者”。 作為一種矯正方法，有很多服務機構認為女性應該重新找回自己的女性特質。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暴徒女人，每個月都會在矽谷中心地帶的發展與領導中心舉行聚會，目的是去掉女性的侵略性的本能。這個研究會是簡·赫蘭德斯（Jean　Hollands）的主意，她在1998年建立了這個研究會，目的是服務於那些“反抗的”女性。其目標是讓那些女性變得少一些威脅性，減少她們對控制的需要，透過多微笑和降低說話的聲音使她們更加柔和，不要害怕因此變得看上去容易受到攻擊。參與者們在嚴格的規定之下，她們的公司為此支付15，000美元，目的是使她們的行為方式降低控制性、威脅性和攻擊性。很多家公司簽定了參與這一計劃的協議，英特爾、惠普公司也在其中。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12）

具有諷刺性的是，有雄心壯志的職業女性也沒有取勝無望，她們最終在家務魔法師那裡找到自己的啦啦隊隊長：瑪莎·斯圖爾特。在2002年被指控為參與內部交易後，2003年她被逮捕，斯圖爾特被描述為一個很可憐的人——一個失眠症患者，工作第一、一個過度操勞的老闆，一個和丈夫離了婚的單身女人。一家雜誌援引她一個朋友的話說斯圖爾特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女性”。 在漫無人煙的職業圖景上，惟一適合的能夠承載智慧的容器是家庭主婦。生活優裕的居家母親被當作女英雄，不管是在文藝作品中還是在現實中。這一資訊在1998年發行的電影《一件真事》（One　True　Thing）中得到了傳達。在這部電影裡，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刻畫了一個聖潔的——多少有點癲狂的家庭婦女，她在挑選編織花樣方面很有天賦，熱情的準備萬聖節來臨前夕的種種習俗，熱情、樂觀、智慧，甚至是在身患晚期癌症和處理不忠的丈夫和不理解她的犧牲的女兒時，也是如此。在家務魔法提供改變社會習俗的美好幻象的這一時期，斯特里普扮演了一個富有犧牲精神的家庭主婦。很多年前，她曾經因為扮演一個失敗的家庭主婦而獲得了奧斯卡獎，在拍攝於1979年的那部《克萊默夫婦》（Kramer　vs　Kramer）中她扮演的那個角色為了尋找個人的自我實現想離開婚姻。 家庭主婦被當作不被欣賞的殉教者是《繼母》（Stepmom）一片的主題。這部片子也是在1998年發行的。在這部電影裡，蘇珊·薩蘭登（Susan　Sarandon）扮演了一個生活富裕的離了婚的郊區母親，最後她也被晚期癌症所折磨（很顯然，這一類殉教者太好了，以至於不適應這個世界）。這兩部電影都在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