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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很難說有多少經濟價值。自從家庭主婦能夠從賺錢養家者那裡獲得補償以後，負擔一個家庭的費用就上下浮動很大，這與那個負責養家的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是一致的。 只有在婚姻結束的時候，妻子的工作才會被換算成經濟上的收益，比如離婚或者是因為家庭主婦的意外死亡造成家庭破碎後提起的訴訟中。通常，法庭會運用“市場取代理論”來計算應付數目。這種理論把家庭主婦做的各種家務雜事——洗衣、駕駛、煮飯、招待客人、照看孩子——按照僱傭工人來做這些事情應該支付的費用給予評估。2000年，維吉尼亞州的埃德爾曼金融公司以8小時工作日作為根據，計算出一個家庭婦女每年所做的工作應該得到674700美元，或者說每個月應該得到58000多美元。但是這一說法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 一些經濟學家把給瑪麗·凱瑟琳這樣的專職妻子支付薪水看成是開明之舉。“情況並非如此”，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經濟學家邁拉·斯特拉博（Myra Strober）這樣說：“妻子的工作並沒有被認真對待。”斯特拉博因為曾經為洛納·溫特的離婚案件擔任專家證人，而成了法庭上的名人。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斯特拉博說當一個女人或者是一個男人花費時間去培養一段婚姻的時候，應該用傳統的人類資本理論來看待這件事。她的意思是說夫妻中的一方對另一方的事業做出了資本投資，這往往發生在事業剛剛起步的時候。正如斯特拉博所表述的那樣，當你在做投資的時候，你會期待得到與事業的最終價值一致的回報。 瑪麗·凱瑟琳·伯根約的事例以一種很平靜的方式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那些無形的工作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價值呢？這其中的絕大部分是由女人做的。一直到1996年，家務勞動在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才開始被涉及到。這是薩斯喀徹溫省的家庭主婦卡羅·李（Carol Lee）抗議的結果，1991年，她拒絕填寫人口普查的表格，因為那上面的內容把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說成是不工作。現在的人口普查對家務活動進行調查，但是將其稱為“不被付費的勞動”。 根據加拿大統計機構的計算，加拿大每年的家務勞動被賦值300多億美元。但是國民生產總值並不把不被付費的家務勞動計算在內。國民生產總值是用來表示經濟中產品與服務總值的，是表明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關鍵指標。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在談到國民生產總值時說到的那樣：“它計算每一件東西，簡而言之，除了那些家務活。”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八部分 妻子的價值（11）
經濟學家總是開玩笑說如果一個單身漢僱一個管家，併為她的工作支付報酬，她的工作就能被看作是為國民生產總值做出了貢獻。但是如果這個管家結了婚，繼續做同樣的工作——沒有報酬——她的工作就不再被當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部分了。 如果要重新計算那些無形的勞動的價值首先需要對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界定。經濟學家瑪麗安·弗博（Marianne Ferber）是伊裡諾斯大學的退休教授，芭芭拉·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是馬里蘭大學的教授，她們曾經是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這兩位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研究女性的工資問題、孩子撫養問題和其他一些直接對女性產生影響的經濟政策。但是儘管她們在經濟學界取得了很高的聲譽，對於公眾來說，她們的名字依然是陌生的。（從來沒有一位女性經濟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 很諷刺性的是，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學術界自身引起的。女性經濟學家被聘用的機率很低，在那些相對更有影響的大學中這一情況更為突出。2003年，耶魯大學的經濟系沒有聘用一名女教員。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僅僅有一名女教授。斯坦福大學的情況與此相同。在麻省理工學院25名經濟學教授中有2名是女的。在普林斯頓，這個數字是3比32。多倫多大學有8名女教授被聘用，男教授則是40名。 變化正在發生。在新一代經濟學家中有許多女性，她們對家庭經濟重新思考。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四五十歲左右，20世紀的婦女運動興起的時候她們正好在最為關鍵的成長時期。舊的經濟模型沒有為探討社會問題提供可能性，但這些社會問題與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許多矛盾，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這也就意味著這些課題正在成為研究的重點。例如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第一個女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曾經研究過避孕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在1990年出版了《理解性別差異：美國女性的經濟史》（Understan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