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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完全“道聽途說”的無稽謠言，法庭是不接受的。
第四，直訊執行人不可詢問證人超出他知識能力所能答覆的事實或意見，證人也不應答覆這類的問題，否則法庭便會自動地加以制止，而對方也會提出抗議，要求法庭加以制止。例如，對一箇中國士兵或日本士兵，你不能問他在中日戰爭時期，中國抗戰的軍隊總共是多少，或者日本派遣侵華的軍隊總共是多少，因為這是超出他的知識能力範圍所能作答的問題。但是對一個當時中國的或日本的陸軍部長、參謀部長或高階負責軍官，這樣的問題是可以提的。雖然問題涉及個人的估計或意見，但以這些人所處的地位和他們的知識能力說來，他們是有資格答覆這樣的問題的。至於他的答覆的證據價值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應由法庭作出判斷。按照英美法系傳統的嚴格規則，除了法庭為了作出某項鑑定或估計而特別傳喚的所謂“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之外，一般證人在作證時只能陳述他所親歷目睹和熟知的事實，而不能表示他自己的意見、估計或看法。但是遠東國際法庭並沒有嚴格地採用這項規則，它允許證人在它認為該證人知識能力可及的範圍內表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或作出自己的估計。
證人出庭作證及受訊的程式（5）
此外，還有英美法系證據法中的一項重要規則是遠東國際法庭所沒有嚴格遵守的，那便是在訊問證人中不允許提“引導性”或“提示性”的問題。“引導性”或“提示性”的問題，英文為leading question，意思是說：在提出的問題本身中便有“引導”或“提示”證人如何作答的因素，因而限制了或影響了他作答的自由。例如，對證人突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看見某甲是用刀還是用槍殺死某乙的？”這個問題將被認為是引導性或提示性的問題。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證人除了答覆“用槍”或“用刀”之外，沒有其他自己選擇的餘地。訊問執行人應該向證人先問：“你是否看見某甲殺死某乙？”若然，再問他看見是用什麼方法殺死的。這樣，問題便順理成章，沒有引導性或提示性之嫌，而證人答覆的自由也不會受到問題的影響或限制。其次，英美法院的這項呆板規則並沒有十分道理。因為，儘管問題有引導性或提示性，證人仍可答覆：“我並未看見某甲殺死某乙”，或者“某甲殺死某乙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槍，而是用……”除非證人是愚蠢或頭腦過分簡單，他作答的自由是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或限制的。但是，由於英美法院採用的是陪審制度，這條禁律多少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陪審員大都是普通居民，腦筋比較單純，容易被這樣一類的問題弄得心繚眼花，思想紊亂，而粗枝大葉的證人也容易墮入這類問題的圈套或陷阱。遠東國際法庭既未採用陪審制度，根本沒有陪審員的設定，關於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一切判斷都是法官們自己作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無嚴格執行這項禁例的必要。所謂“引導性”或“提示性”的問題即是在問題的本身便包含有引導或提示證人如何作答的因素。英美法院對這類問題是嚴格禁止的，因為它可能迷惑證人，影響他作證時的獨立思考和自由意志。遠東國際法庭在審訊最初期也曾試行遵守過這項規則，但是稍後便發現了運用這項規則實際上有巨大困難，它將使審訊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因而法庭由逐漸放鬆以至終於放棄了這項規則。有鑑於遠東國際法庭並沒有採用陪審制度，放棄這項規則的危險是不大的。從審判記錄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法庭在這件事上的態度前後是不一致的。
——以上所述，是進行直訊時直訊執行人和證人應守的規則。此外，不言而喻，證人當然有義務答覆法庭自己向他所提出的問題。任何法官如欲澄清某項事實，都可以透過庭長向證人提出任何問題。但是，事實上，法庭向證人直接提出自己問題的事情是非常稀少的。在直訊中，猶如在其他審訊階段中一樣，法庭的態度是超然的，它的主要任務除了就全案作出最後判決之外，始終只是就訴訟雙方的爭執、抗議、申請等作出不偏不倚的裁定。
由於證人向法庭所提供的證言都是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作出的，他的全部證言便是由他對所有問題的答覆綜合而構成的。這種問答方式是一般英美法院所採用的。它的好處是：在答覆個別的特定的問題時，證人的陳述可能比較具體、真實，而且在對方的嚴密監視和不斷干擾之下，他的態度可能比較慎重、嚴謹，至少不能信口開河，胡說亂道。但是，這也只是形式主義的看法。因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這些問答的內容實質大都是直訊執行人和證人雙方事先“編排”好了的
